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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价值和力量（2）

2004年8月，我应邀去西安参加第一届梨园文化艺术节，本来是想去捧捧场，但是当我在盛唐故地重又细细地研读历史时，却生出颇多感触。

对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最初的印象来自于白居易《长恨歌》中那些精彩的诗篇，还有韦瀚章作词、黄自作曲的那部如诗如画的合唱曲：渔阳鼙鼓动地来，山在虚无缥缈间……原想李隆基也不过是对文艺比较喜爱和重视，可能会偶尔去梨园看看乐工们的排练，居高临下地视察和指导，或者如所有君王一样高高在上地听歌赏乐。但真到实地一看可不得了，李隆基居然亲力亲为地在乐队中司鼓，不仅和乐工们一起排练、指导乐队，而且私下里也苦练基本功，光是击鼓的鼓槌就练坏了好几箱子，这对于一个至尊至高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不容易。我们知道，在我国戏曲和民族管弦乐中，除了京剧在文革时期因加入了洋乐器和新民乐器而增设指挥，一般鼓板理所当然地担当乐队的指挥。2004年，在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的演出中，我首次与民族管弦乐队合作时就深有体会。民乐队在演奏中很多地方都是依仗鼓的演奏速度、力度的变化，来调整乐曲的音乐处理，可见鼓在乐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要指挥好一个三百人的大乐队，除了要具备良好的乐感，熟悉不同乐曲的风格，处理好不同的情绪，还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据史料记载，唐玄宗击鼓的技巧非常之高，速度极快极匀，力度、幅度也很大。另外他还才情俱佳，因对当时的盛唐情景触景生情，常有感而发，亲自作曲，亲自指挥，与三百乐工共同完成许多乐曲的二度创作。据传他的作品非常之多，比如《紫云回》、《龙池乐》、《凌波仙》及56岁时邂逅杨贵妃后创作的《得宝子》等等，均为经典之作。另相传歌、舞、乐兼备，结构繁复，气势宏大的《霓裳羽衣舞》，他也参与了创作。

对于唐玄宗的评价，是开元的大治，还是安史之大乱，最后落得国破家亡是由于治理上的昏庸还是藩镇割据的节度使制度使然，我们姑且不论其政治成败和历史功过，我想仅仅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他远不是仅仅沉湎于靡靡之音的亡国之君，而是对艺术倾注心血，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有所建树，并通过实践努力去开拓创新的有功之君。如果不是一国之君，仅根据他的艺术成就，即便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也可以被称为艺术家了。然而，回顾一下历史对他的评价，似乎没有人郑重地授予他这样的称号，除了梨园戏曲界尊他为鼻祖，人们不仅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相反所听到的往往是沉湎于声色犬马的亡国之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价值观中对艺术的轻视和偏见。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些欧洲的音乐家的命运。由于宗教、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社会对艺术所持的态度和扶植程度也不同。欧洲的艺术家们享有大不相同的待遇，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具有杰出的艺术才华而备受关注，不仅得到丰厚的资助，还有良好稳定的创作环境。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们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华，进行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从而确立在艺术领域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

例如，一提到巴洛克时期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亨德尔（1685……1759），就自然地让人联想到英国皇室和他应英国乔治一世之邀创作的《水上音乐》。乔治一世曾给予亨德尔丰厚的待遇，以至于1726年，42岁的亨德尔乐不思蜀，成为英国公民。即使在乔治一世驾崩以后，亨德尔仍不断得到皇家的支持，使他能继续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

又如交响乐之父约瑟夫·海顿（1732……1809）。自从1759年，27岁的海顿结识了匈牙利贵族保罗·埃斯特哈齐亲王后，他就受到优待。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为亲王兄弟俩工作，从最初的保罗直至继任的尼古拉斯公爵。优厚的待遇和稳定的创作环境使他创作出了一生中的绝大部分音乐作品。后人一提起埃斯特哈齐兄弟，无不赞赏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支持，尤其称赞他们鼓励海顿大胆地进行创作革新。

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就是“乐圣”贝多芬（1770……1827）对待自己艺术赞助人的高傲态度。有一次他在写给李希诺夫斯基亲王的信中说：“你之所以成为亲王是由于你出身的门第，而我之所以能成为贝多芬，全靠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而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贝多芬如此桀骜不驯，亲王却一如既往。在贝多芬1802年写的著名的海林根施塔特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