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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锁后我们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虏被围的共和国卫队的所有士兵。但这不会使萨达姆的未来行径发生丝毫变化。伊拉克拥有2000万人口，它始终能够对只拥有75万人口的弹丸邻国——科威特构成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赖于该地区的盟国和美国的安排，这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1991年，我们在战场上痛击了伊军，而且在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同时，使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