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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把我的决定要当作你自己的决定来执行。”

这位皇帝很特别，他希望在他光着身子时，人们能够告诉他要穿衣服。他不想因为不知道自己光着身子而冻死。“如果你认为什么事情不对头，那就讲出来，”我对他们说，“我宁愿早一些听到，而不愿晚听到。坏消息不是葡萄酒，不是越陈越好。”遇到难题，如果你们还能解决，我是不会过早插手的。但是我不愿你在我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把情况告诉我。我还告诫他们说：“如果你把事情办糟了，只要保证下次办好就行了。我不记仇，也不记旧账。”

“我会给你们明确的指导，使你们知道我希望怎样。”我接着说，“如果我说得还不明确，那就来问我。如果我解释再三你还是不得要领，那是我讲得不清楚，不是你听得不明白。我不会认为是你耳聋或愚蠢。”对下属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为了掩饰自己的困惑而不懂装懂，最后把事情办错。“无论何时，只要你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对我的要求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那就立即转身回来问个清楚。”我说。

我对他们说，只要是他们执行任务所需要的东西，我都会尽力满足。“如果法兰克福没有，我就去找美国驻欧洲陆军总部。要是他们也没有，我就去华盛顿。反正我会始终支持你们的。”

我说，如果你们同我手下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我多半会站在你们那一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是为我服务的。“然而，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人无缘无故地欺负我的工作人员，我是肯定要出来维护他们的。”

我说，我上任的头几周，将到驻有本军部队的所有10个西德社区视察。“我去时会提早通知你们，因为我想见见你们的高级军官、该市市长以及当地其他官员。我的妻子将访问诊所和幼儿园，结识你们的夫人。”然而，这第一次视察之后，我再去时就不再提前打招呼了。“我会只让你们来得及把咖啡桌上的尘土掸干净，把内裤收起来。我不是成心要你们好看。但这是我能了解你们的真实情况的唯一办法。”我这样做反映了我长期以来对于那种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年度大检查的不信任。我知道，有计划的视察总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新喷的油漆味和刚涂过白粉的人行道肯定说明一位指挥官缺乏信心。”我对他们说。

“我讲话会很坦率，”我说，“我会时常使你们气恼不已。”使人们感到气恼，这是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很久以前，当我同约翰·帕多和那个吃了败仗的训练队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的感情受过刺伤，那会对工作大有裨益。

最后，我试图表达一下我对陆军的热爱。“在陆军中供职是开心的事，而不是苦差。希望你们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愉快地工作，不要太玩命。该休假就休假。要留出一些时间来与家人在一起。除非绝对需要，我周末从不打算加班。我也不希望你们加班。若发现有谁在考勤簿上为他自己或他的部下记了星期六或星期日加班，他最好能讲出理由来。请记住，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任指挥职务，大概也是我的最后一任，所以让我们干得开心一些吧。”

我来德国没两天，就像被磁铁吸引一样，到盖尔恩豪森旧地重游。我只带了我的助手布鲁斯·斯科特。到那里后，我们驱车去我所熟悉的科尔曼兵营，把车停到D连营房前面。该连连长迎接了我们，陪我们到连部办公室。这当儿他喋喋不休地汇报着连队当前的工作，我却几乎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陷入了沉思。一个如此这般穿上了将军制服的当年的少尉，被对往事的回忆和当年熟悉的面孔包围着，他们中有汤姆·米勒、“红脸”巴雷特、军士爱德华兹等等。

我的家人不得不再度搬迁。琳达回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迈克在陆军中服役，现在只剩下我们3个人了。我们搬进军长宿舍，让安妮玛丽入读美军家属的法兰克福中学。我们的住房很像敌国边界线上的哨卡。它位于一个叫巴特维尔贝尔的郊区，距我的办公室8英里。那是一座狭小的两层楼，有一名勤务兵照应。一个洗手间被改造成装甲掩蔽部，如果发生恐怖分子袭击，我们就得躲在里面，直到有人来解救。我们的住房四周装有铁丝网，房子前面是一间警卫室，宪兵一天24小时从它那只能由里面往外看的玻璃窗注视着我们的住所。这就是我们温馨的家。

在我看来，整天盯着将军的房子，除了偶尔能看到安妮玛丽晒日光浴以外，这对不到20岁的士兵来说是再乏味不过的事了。为了调剂一下这种单调的工作，我带一名警卫乘直升机到格拉芬沃尔去了一趟。我问他，当兵营中的人知道他要随军长一道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