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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坊处在院中的一角，里面一扇巨大的碾盘居中盘着，上面压着一爿高大的石磙。石磙的一端伸出一杆比我的小腿还粗的木辕，它不动时，好像永远也不能动，就那么静止着。被一头蒙上眼睛的驴子或一头瞎了眼睛的骡子拉动时，便发出粗重的响声，碾过摊在碾盘上的谷子或高粱，一圈圈的转下去，转个不停。我坐在碾坊的门槛上，看着父亲在驴子走过去时，迅速走到石碾跟前，用一把小苕帚，把压到石磙边外的谷子扫到里面，又抽身出来。驴子走在凹进去的磨道上，把上面的粪便踩扁，带走，磨道上便印满了带着粪便的蹄印。有时，驴子停下来，很像回事的撒出一泡热气腾腾的黄尿，在磨道上迸溅着，发出哗哗的响声，又流淌开来，碾房里便盈满了刺鼻的尿骚气。驴子撒完尿，并不用人吆喝，又继续向前走，单调复单调。我迷惑于大人永久的耐性，觉得他们是与自己不同的另一种人，自己长大后也不会像他们那样，对这样没意思的事不知不觉。

我常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在碾坊的一些情景离我是这样切近，好像就在不久前发生。碾坊外面不远处，有一个长条形的大坑，边沿上堆着很大一个粪堆。在碾坊和大坑之间是一块空地，稀落着牲畜的粪便。我在碾坊前长久的盘桓，消磨着寂寞的时光。我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时候碾完的米，那些很具体的事情都被我忘记了，我只记得那漫长的等待的光阴。

我的哥哥

我的哥哥

哥哥离家时二十岁，我还不到五岁，但许多事情都已经记得了。哥哥是因为一场婚姻的变故才背井离乡的。当时哥哥刚刚结婚，婚后就经常吵架，嫂子经常回娘家，有时吃完饭，丢下一句话就走了，别人还在饭桌上。每到这时，哥哥的脸色就非常难看，母亲在一边偷偷地叹着气。

哥哥开始到公社办理离婚了，起初家里人都反对，但见哥哥死心塌地的要离，也就不再阻拦。但婚离了半年也没离成，哥哥就离家去了北荒。他和嫂子办完手续已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哥哥是在大年初三走的，走时很高兴的样子，他是去投奔北荒的二伯。二伯来信说，到了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在铁路上班。哥哥满怀信心地去了。可嫂子家里的人在哥哥走后，经常来家里吵闹，他们认定是父母怂恿哥哥离的婚，又把他打发走的。父亲和母亲在哥哥走后，苍老了许多，经常在夜里商量哥哥的事，长吁短叹，又毫无办法。

哥哥到了北荒，住在二伯家里，可并没找到工作。二伯的身体不好，又没有儿子，找工作不过是让哥哥去的诱饵。但走出了这一步，便再无反悔的可能。人其实都生活在情境之中，被情境所拘囿，身不由己。

哥哥走的这一年春天，我开始思念他，我把他在家里给我买的一只口哨，珍藏起来。想他时就拿出来看。那只口哨是塑料制成，一半红一半绿，吹起来很响亮。我保留了很长时间，但后来终于还是被我弄丢了。

哥哥又订婚了，还寄来了姑娘的照片。照片是那种一寸的黑白照，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只小刷子一样的小辫子，稚气的笑着。家里人传看着照片，几个姐姐评论着，和前一个嫂子做着比较。此时，哥哥和前一个嫂子还没办完手续，母亲告诉大家不要把这件事往外说。后来哥哥回来办理了离婚手续，又重新组成了家庭。

再后来大姐也出嫁了，最小的姐姐也上了学，门旁墙上又多了一个小小的书包。以后我的书包也挂了上去。我仿佛在摘下书包和挂上书包间不知不觉地长大，又毕业回到了乡下。在我二十岁那年，哥哥写信要把家搬回来。母亲开始一次次的往村上跑，在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有了一些松动，终于同意接收哥哥了。

哥哥归来的那年春天，正值省电业局在这里架设超高压线，据点设在村部，工人散居在有空房的人家里。我的家里也住进了六七个人，他们下班回来，就在屋里和村里的姑娘们打闹，跳舞。有时跳着，灯便忽然灭了，便有女人的尖叫声传出。灯再次打开时，又会传出一阵轰笑。已经有村里的姑娘和电业局的年轻人谈恋爱了。她们常常结伴来家里找这些城里人，给他们洗衣服，拿家里的咸菜给他们，和他们说一些又蠢又可笑的话。

电业局在村里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村子潜伏着躁动和不安，走时又让人感到一种隐隐的失落，特别是那些年轻姑娘们。在电业局走后的很长时间里，一些冷嘲热讽，一些流言蜚语，一些幸灾乐祸在村里漫溢。在很多年后，还有人津津乐道村里某某姑娘的轶事绯闻。

哥哥就是在这个春天里携家回来了。一年后又在村里买了房子，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