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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71年,5月22日。父亲按照辈份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寿田”。寿,大概是“长寿,安康“之意,老辈人都希望后辈“家财万贯,多制田产”。我的名字“胡寿田”洋溢着父亲的祝愿,也预示了现实生活未尽父亲的意愿。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靠着编排夏布的手艺赚了些钱,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娶了我的母亲一个地主家的女儿。这是一个由两个曾经对立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家庭。贫农出身的父亲,善良,爱要面子,毫无危机感。母亲虽然出身地主,却很勤劳,节俭,有计划,有危机感。总想存点钱以备急用。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埋怨父亲有点钱就借给别人。却又收不回来,只顾全了自己的面子,迟早会亏了自己家人。在最困难时候,父亲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父亲带着幼小的我去给所谓的朋友借钱,那些平时受过父亲的恩惠的人,纷纷捂紧了自己的口袋。我们向五个人借钱,到天黑也仅仅借到2元钱。万般无奈的父亲终于病倒了。在这最艰难的时候,还是母亲向一个朋友学了两天卖凉粉,便回家作起了卖凉粉的小生意。靠着这个小生意养活了我们四个姊妹,和病重的父亲。那个时候,做小生意是属于投机倒把,在那非凡的年代里。家里时常会因此被政府人员抄家。而每次抄家,母亲那些家当总会被砸的得稀烂。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沉默不语。待政府人员走后,母亲就会收拾那些破粹的东西,第二天,则依旧会躲在家里卖,远近邻里和附近学校学生都会慕名而来。通常,政府人员下班回家后,母亲则趁着夜色,跳着担子出去,经常是躲在那街边的小巷里卖。日子一长,那些小巷里的人也就熟了。他们经常为母亲充当“耳抱神”。有时候我跟母亲出去作生意,那些不知名的叔叔,阿姨们,婆婆公公们,时常来通知母亲,某某政府官员或者市管会的沿大街过来了。得了消息的母亲就挑着担子,躲进小巷里,我就帮母亲提着桶跟在身后。母子俩就在小巷里歇息着。估计那些政府官员已经路过,才又把担子挑在更显眼的地方去卖。有时候好心的大娘干脆让母亲躲进他们家里,等一会儿又出来。白天,当然不如晚上安全,在风声很紧的时候,母亲则是在晚上才到街边去卖。那些从远处回来的,或是下了夜班的人,看完电影的人,总是会吃上母亲的凉粉。母亲经常卖凉粉到深夜才收摊,有时仅仅为了剩下的那么一点只直1角钱的东西。多守侯一到两个小时。我经常陪伴母亲,直到最后时刻,所以常常站在街边打磕睡。运气不好的时候,偶而还是有滋生事端的人。有个冬天的夜里,一个酒鬼要母亲倒点醋给他喝。母亲不同意,那酒鬼就想抓了醋瓶。母亲则拿着菜刀,怒道,“你在来,我砍死你”那个酒鬼这才跌跌撞撞的走了,却威胁说,去找人来。“我非常害怕,劝母亲收了摊子回家把。母亲道”怕什么,那是个酒鬼,不敢再来了。”我还是很害怕,一味地要回去了。母亲这才答应。(现在想来,在那也深人静时候,做为女人的母亲还是很害怕的。)自从遇见这么个酒鬼后,我每次和母亲深夜回家穿过那条小巷子,心理就很恐惧,总怕那个酒鬼会夺在黑暗处袭击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个酒鬼到是没有袭击我们。反而是一位姓阵的政府官员吓了我们一跳。这位陈姓的官员据说是刚从区乡升进县委组织部的,大家都叫他陈部长,最要命的是他就被安排住进了这条小巷一所政府的房子里。那天,晚饭后,母亲刚挑担子到街上,放在巷子口。就碰上了那位陈部长路过。“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卖凉粉。”陈部长声色严厉的责问母亲,沉默。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国家的政策,你知不知到?”就在那时,巷子里坐家的姓李的大叔路过。他和陈部长是一个小院里的,和阵部长很熟悉,因而明知故问道,“陈部长,你吃凉份”。阵部长道,“我顺便问问他,为什么违反国家的政策”李大叔忙对陈部长说道,“你不知道她家很困难,她们两口子都没工作。有四个孩子要养,还有一个病人。她自己的右手有些不方便。。。。。。”陈部长听罢忙道,“这样子说。。。。。。哦。。。。。。哦!”,一边说,一边就离开了。过几天,陈部长又看见母亲,就不在再责问,反而,问母亲,道“你生意好不好”见凉粉已经剩下不多,又惊叹到:“你这么点凉粉,怎么求一家人的生活。”自那以后,陈部长看见我们,也不怎么过问,有时还让他那爱吃凉粉的老婆,告诉我们一些政策消息,让我们多注意。尽管如此。运气最糟糕的时候,我还是看见母亲哭了。我的小伙伴,叫强强的告诉我,“你们家里面去了很多人。”我急忙回家,见家里面静悄悄的。哥哥姐姐门没放学。父亲不在家。房门是关着的。里面隐隐约约听女人的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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