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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他的意志。她带着甜蜜的笑容，很快地顺从了；在哈利街宅子里准备八九道菜，宴请十至十五位专家，她都应付裕如，礼数周全。不过，那天晚上，她露出一些呆板的样子，兴许是忐忑不安，神经质的抽搐，笨拙的摸索，支吾其辞，困惑不解；这一切证明这位可怜的夫人说了谎——要相信这一点真叫人痛苦。曾几何时，她为人机灵，轻而易举地钓到鲑鱼，而如今，却为了满足她丈夫追求控制与权力的强烈欲望，那种使他眼睛里闪现圆滑而贪婪的神色的欲望，她抽搐，挣扎，削果皮，剪树枝，畏畏缩缩，偷偷窥视；她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缘故使那天的晚宴不太愉快，为什么人们感到头昏脑涨（很可能由于医学专业的话题太严肃了，或者由于主人身为名医，过于忙碌而疲乏不堪；布雷德肖夫人说，一位名医的生命“属于他的病人而不属于他自己”）；总之，晚宴沉闷乏味；所以，当钟声敲响十点，散席之后，客人们呼吸到哈利街上清新的空气时，真感到如释重负；不过，这种安慰却不是那位名医的病人能享受的。

在那墙上挂着图画、陈设着贵重家具的灰色诊所里，病人们在毛玻璃反射的日光下，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们蜷缩在扶手椅里，瞧着他为了他们的利益，挥舞手臂，做完一套奇怪的动作。他突然伸出胳膊，又猛地抽回来，从而证实（如果病人顽固不化）威廉爵士完全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而病人则不能。就在那诊所内，有些软弱的病人经受不住，放声啼哭，低头屈服；另一些人，天知道他们受了什么过于疯狂的刺激，竟然当面辱骂威廉爵士是个可恶的骗子，甚至更为狂妄地怀疑生命本身。人为什么要活着？他们问。威廉爵士答道：因为活着就好。对于布雷德肖夫人来说，活着当然是美好的；她那幅戴着鸵鸟毛装饰的画像就挂在壁炉之上的墙上，而他的收入呢，一年差不离有一万二千英镑呐。可是对于我们这种人呢，病人责问道，生活并没有给予这些恩惠。威廉爵士含蓄地表示赞同。他们缺乏平稳的观念。也许，归根结底，人世间并没有上帝吧？病人又问。他耸了耸肩膀。总而言之，活着还是死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在这一点上，你们错了。威廉爵士有一位朋友住在萨里（68），有人在那里教授一种十分艰难的艺术（威廉爵士坦率地承认）——平稳的观念。此外，还有家庭温暖，荣誉，勇敢，以及光辉的事业。威廉爵士对这一切都坚决拥护。万一这些终于失败，还有警察和社会力量支援他。他们将在萨里注意压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的鲁莽举动，威廉爵士沉静地说。这些举动主要是由于出身低微而滋生的。到那时，那位女神便会从她潜伏之处悄悄地踅出，登上宝座；她的欲望是镇压反抗，把自己的形象永不磨灭地树立在他人的圣殿内。于是，那些赤身裸体、筋疲力尽、举目无亲、无力自卫的人们便受到威廉爵士的意志的冲击。他猛扑，他吞噬，他把人们禁闭。正是这种决心和人道的结晶，促使他的牺牲品的亲属对他感到如此亲切哩。

然而，在哈利街上彳亍的雷西娅·沃伦·史密斯却说，她不喜欢那个家伙。

哈利街上钟声齐鸣，把六月里这一天又剁又切，分割又分割，仿佛在劝人驯服，维护权威，并齐声宣告平稳观念无比优越，直到繁杂的钟声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牛津街上一家商店上面的商业钟，亲切而友好地敲响一点半，似乎那商店（里格比—朗兹公司）为了能给大家免费报时而感到荣幸。

抬头望一下，看来那招牌上的每一个字母代表某一个钟点；人们不由得感谢里格比—朗兹给公众报时——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这种感激的心情自然会促使他们以后去买那家商店的鞋袜。当惠特布雷德在橱窗前闲荡时，转着那些念头。他就是这样转念头的。这是他的习惯。不过，他想得并不深。他总是浮光掠影，一忽儿念陈腐的古文，一忽儿又搞当代语言，还轮流地向往巴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69）的生活；以前还喜欢骑马，射击，打网球呢。有人谑弄地声称：如今他在白金汉宫当警卫，穿着丝绸长袜和短裤，看守着不知什么东西。不过话得说回来，此人异常干练。他在伦敦上流社会混了五十五年，结识过几位首相呐。据说，他的感情却很深挚。如果说他从未投入当代任何伟大的运动，也没有出任显要的官职，至少他参与了一些不那么重大的改革，诸如改善公共房屋喽，保护诺福克郡的猫头鹰喽，保障女佣们的福利喽，等等。此外，他曾屡次写信给《泰晤士报》，要求人们捐助基金，呼吁公众维护公益，清除垃圾，减少乌烟，禁止公园内的秽行；这些信末的署名令人肃然起敬。

当下，一点半的钟声渐次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