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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使他的妻子,那位娇小可爱的太太,为他那么担忧了。
总之,人性——这个鼻孔血红、面目可憎、残暴透顶的畜生抓住他了。霍姆斯抓住他了。霍姆斯大夫每天按时来看他。赛普蒂默斯在一张明信片背面写道:一旦你失足走入歧途,人性便缠住你不放。霍姆斯不会放过他。他俩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跑,不让霍姆斯知晓,逃往意大利——无论何处,无论何地,只要离开霍姆斯。
但是,雷西娅不能理解他。霍姆斯大夫那么善良嘛。他对赛普蒂默斯关心备至。他说,他一心想帮助他们。她告诉赛普蒂默斯,霍姆斯大夫有四个孩子,他邀请她去喝茶呢。
这么说,他被遗弃了。全世界的人在叫嚷:为了我们,自杀吧,自杀吧!可他为什么要为了他们而自杀呢?想想看,食物可口,太阳温暖;而自杀这回事,又该怎么办呢?用一把餐刀,血流满地,太恶心了——还是吸煤气管吧?他太软弱了,几乎连手也难以举起。况且,他已被判决,遭到遗弃,孑然一身,同濒死的人一样孤苦伶仃;然而,在这孤独中,却自有莫大的欣慰,崇高的独立不羁,逍遥自在,那是有牵挂的人无法享受的。诚然,霍姆斯是胜利者,那长着血红鼻孔的畜生是胜利者。不过,即使霍姆斯本人也无法碰一下这个被抛弃、被排斥的畸零人,在天涯海角飘泊的最后一个厌世者,他回眸凝视红尘,仿佛溺水而死的水手,躺在世界的边缘。
正在那关头(雷西娅出去买东西了),伟大的启示降临了。帘幕后面传来一个声音。埃文斯在讲话。死者与他作伴了。
“埃文斯,埃文斯,”他呼唤着。
史密斯先生在大声自言自语,年轻的女仆艾尼丝在厨房里告诉菲尔默太太。当她端着托盘进去时,他高声叫道:“埃文斯,埃文斯!”她大吃一惊,吓得跳起来。她跌跌撞撞地奔到楼下。
雷西娅走进来,手里捧着鲜花。她穿过房间,把玫瑰花插入花瓶中,阳光直射在花朵上,雷西娅在室内欢笑,雀跃。
雷西娅说,她不得不从街上一个穷人手里买下这些玫瑰;不过,花儿差不多凋谢了,她说,一面插好玫瑰花。
唔,外面有一个人,肯定是埃文斯;至于雷西娅说的几乎凋谢的玫瑰,则是他在希腊田野上采撷的。互通信息意味着健康,幸福。互通信息,他轻轻地咕哝着。
“你在说些什么,赛普蒂默斯?”雷西娅问他,心中恐惧万分,因为他在喃喃自语。
她吩咐艾尼丝跑去请霍姆斯大夫。她说她的丈夫精神错乱,几乎连她也不认识了。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赛普蒂默斯骂着,因为他看到了人性,也就是霍姆斯大夫,走进房间。
“哎,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霍姆斯大夫用人世间最温和的语气问他。“胡言乱语吓唬你的老婆吗?”霍姆斯会给他服一些药,让他安睡的。如果他们很有钱的话(霍姆斯冷嘲地扫视一下房间),如果他们不信任他的医道,那么,他们满可以上哈利街(64)去求医;霍姆斯大夫说这几句话时,不那么和颜悦色了。
时间恰恰十二点正,大本钟敲响了十二下,钟声飘荡至伦敦北部,同其他钟声汇合,又与云彩及烟雾飘渺地交融,终于在蓝天翱翔的海鸥之间消逝了——当克拉丽莎·达洛卫把绿色衣裙放在床上,当沃伦·史密斯夫妇一走上哈利街,就在此时,正午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是他们预约的时间。雷西娅望过去,心想,那也许就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寓所吧,门前停着一辆灰色汽车。(一圈圈沉重的声波在空中回荡而消融。)
果然——是威廉·布雷德肖爵士的汽车,那辆灰色汽车,车身低、功率高,嵌板上只简朴地刻着他的姓名缩写,字字连缀;似乎他认为,不宜刻上贵族的纹章,因为他更高贵,乃是神灵的助手,传播科学的大法师。正因为汽车是灰色的,为了同这庄重与柔和的色泽相配,车内层层叠叠铺设灰色毛皮和银灰色毛毯,这样,爵士夫人在车中等候时就不会受风寒侵袭。威廉爵士经常驾驶六十英里甚至更长的路程,到乡间去为那些有钱的病人出诊,恰如其分地索取高额诊金,因为这些病人付得起。爵士夫人背靠座位在车中等候一小时或更长一些时间,膝盖周围用毛毯裹住,心中有时想着病人,有时想着一堵金墙;就在她等待的时候,金墙每分钟都在增高;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墙能使他们俩摆脱所有的变故和忧患(她曾勇敢地忍受忧虑,他俩曾苦苦奋斗)。她这么想着、想着,感到自己置身于宁静的海洋上,那里唯有香风吹拂;她受人尊敬、赞美、羡慕,她的愿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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