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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成那么小，太痛苦了。所以，姥姥每次给她用白布条缠完脚，她都偷偷地放开来。姥姥发现后派我大姨和小姨看着她，结果姐仨儿都长成了一双大脚。

这天夜里，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了一夜，父亲和母亲坐在炕沿上愁了一夜。

母亲对父亲说：“你可以娶二婶，我带着儿子和闺女回娘家。”

“你胡说什么你？我就是想娶二房也不要她！”父亲气呼呼地嗔怪母亲。

“你不要她，张大师能饶了你吗？”

“不饶我能咋的？还能把我送进监狱呀！”

这话果然让父亲给言中了。

母亲让父亲去姥姥家躲一躲。父亲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再说，母亲刚刚怀了第三个孩子，秋凉了，过冬的粮食、蔬菜都需要准备。

天亮时，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父亲只好对母亲说了一句：“那你自个儿多注意点儿身子，过几天我就回来！”抓起一件夹袄就向门外走去。母亲追到门口给父亲披上一件蓑衣，看着父亲的背影匆匆地消失在蒙蒙秋雨之中……

这天上午，张大师让雇工挑着行李也走了，道场也不做了。从此山沟里只剩下母亲带着年幼的哥哥和姐姐。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一节

母亲再见到父亲，已经是两个月后在开原县城的大牢里了。

只见父亲蓬头垢面跟叫花子似的，披着一块不知从哪弄来的麻袋片，坐在一堆干草上，外面都下雪了，他还穿着离家时穿的那件夹袄。母亲哭了，急忙拿出棉袄、棉裤让父亲穿上，又拿出包子让他吃。

原来，父亲到姥姥家第三天，就被开原县派去的两个衙役给抓走了。进大牢不久，有人给父亲捎话，说父亲要同意娶二婶做二房就可以放了他。

父亲却大为恼火：“我张国卿宁肯坐一辈子大牢，也不要那个臭女人！”大骂寡妇二婶不是东西，丧良心，说他出去以后一定要找她算账。

父亲让母亲快回家去弄钱，想办法把他弄出去。

从开原县城回来，母亲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带着哥哥、姐姐来到另一个村子找到张大师，进门就给张大师跪下了，苦苦地哀求他：“张大师，求您看在您孙子的面上，看在老戴家的情面上，救救孩子他爸吧！”

可是，张大师却闭着眼睛念起经来，连眼皮都不肯抬一下。两个小时之后，母亲只好拖着跪麻的双腿，带着哥哥、姐姐离去了。

从那以后，母亲变得越发刚强，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把姥爷家陪送的值钱东西全部送进当铺，张罗着卖山，卖地，带着孩子一趟一趟地跑到离我家六七十里的开原县城，花钱托人找关系，有病乱投医，扔出去的钱无数。这期间，寡妇二婶那边也在变卖张大师的家产，也在托人找关系。双方打官司花的钱都是张大师的家产。

这样，双方就形成了两股誓不两立的势力，那边一心要把父亲关进大牢，这边一心要把父亲弄出来。那边是财大气粗的宗法势力，这边爷爷奶奶都已过世，姥爷年事已高，舅舅整天泡在大烟馆里，只有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到了第二年夏天，父亲仍被关在大牢里，而母亲却要临产了。

母亲说，那天夜里的山风很大，吹得窗户纸啪啪直响，狼嚎得特别人。

我知道我家的山沟里狼多，我家的猪和毛驴都被狼掏过。小时候，月亮大好的夜晚，经常看到两三只狼站在山顶上，把嘴巴往天上一仰就嚎起来，一听到那鬼哭狼嚎的叫声，我就吓得急忙跑进屋里。

这天晚间，母亲哄哥哥和姐姐睡下不久，就觉得肚子一阵紧一阵地疼起来。她忍着疼痛烧了一锅开水，抱来一堆干草来到无人的西屋，掀起炕席铺上干草，预备好剪子……

我的六个哥哥、姐姐都是落生在干草上，而我是在山楂树下露头的。

母亲说，那时候没人拿女人当人，对女人生孩子就更不当一回事了。女人不能在炕席上生孩子，怕血水弄脏了炕席。而且，生完孩子就得下地干活，不少女人都得了子宫下垂，晚间睡觉把子宫送上去，白天干活又掉下来，整天像夹个茄子似的，子宫都磨出血了。

不仅是母亲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看到佳木斯大街上拉煤、拉锯末子、推水泥，全是女的。她们拉着比她们体重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物，脸上淌着臭汗，身子都快贴到地面了。我曾想过这样的问题：中国男人的承受力远不如女人，大概就因为中国女人承受了太多苦难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