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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提包的女人，然后才微笑着向我摆手再见。人在逆境中，特容易受感动，望着她姗姗离去的背影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在机场办完手续天色已晚，空旷的地铁站台里空无一人。恰好开来一辆地铁列车，看到车厢里坐着两个黑人，我急忙将车票举到车窗上，“问”他是否可以上这趟车。黑人冲我点点头。下车后，两个黑人带着我左转右转，转得我心里直发毛，终于转到另一个地铁站，他们这才冲我笑了笑转身回走。此刻，空荡荡的站台里只有一对年轻恋人在长椅上接吻，我顾不得失礼，举着车票“问”人家该乘哪趟地铁。两个年轻人立刻停止亲吻，告诉我到对面站台去乘车。到了对面，我又“问”一个中年男子乘“B1”线地铁该坐哪趟车。这时开来一辆55线地铁列车，中年人急忙拉我上车。在车上，他指着地铁线路图告诉我他在第三站下车，要我在第五站下车倒“B1”线地铁，并把我交给了一个黑人女子……

回到钱宪人先生家里，已是深夜，我躺在三层阁楼上，却久久难以入睡。在这举步维艰的异国他乡，却遇到这么多素昧平生的外国人，他们出于善良的天性，像接力似的，把我一次次地交接下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1999年11月25日，我怀着对钱家、对上海联谊会以及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文化处的感激之情，结束了二十七天的采访。我不仅带回来几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大量的原始资料，还带回来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个真实的故事所蕴涵的内容太深刻、太丰富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甚至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令人回肠荡气。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得天独厚、可遇不可求的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以最快、最广泛的宣传方式，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

可是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却是——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八节

回到北京第一天我得知，出国前谈好的中央某影视公司因没有涉外拍摄权，原定准备投拍《盖》剧的计划落空了，这使我顿时陷入了茫然，只好回到哈尔滨抓紧时间花钱请人翻译资料，创作剧本。

面对陌生的题材、陌生的生活，我遇到了创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只好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阅资料，观看二战纪实片及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等许多书籍，一边苦思冥想……

首先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吧，不敢太离谱，钱秀玲老人还活着，怕钱家怪罪。不虚构吧，老人的故事不够二十集电视剧的含量。而且对每个细节，对每个人物名称都要求真，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求证比利时男人向女人求婚赠送戒指的细节，打国际长途请教钱宪人先生，把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列出清单，传真给比利时的朋友，如，比利时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地铁，二战时期的宵禁时间，柏林集中营的情况，天主教祈祷语言，军事法庭的法官服装等诸多问题……

奋斗了几个月，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可是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在为我的“女人”找不到婆家而着急上火，联系几家影视公司都觉得题材好，但又觉得境外拍摄投资太大不肯冒险。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国外，就冒昧地给《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及编剧史蒂弗·赞林写信，自荐钱秀玲的素材，通过美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但几封信发出去却是泥牛入海。

不久，我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九节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