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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停了。我打开收音机听报时对表时，收音机里传来了播音员报告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我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布雷德利将军，并就即将或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我国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更换领导班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实际上，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１３日，布雷德利将军让我把第６５步兵师留下原地待命，直至下星期日，以此支援第１集团军的作战行动。

我去医院看望了艾伦上校，他是在我们攻克魏玛时获救的。他的右臂肘部以下被打断了。他给我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给他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把他仅有的一点乙醚全用上了，由于剂量不够，在手术快结束时，他让艾伦喝白兰地和一种叫做氯醛的药液。艾伦说，他看到至少有８０名德国人除了服用氯醛和白兰地外，一点麻醉药都没用就做了手术。那里没有消毒安排，没有肥皂，没有水，医生和护士在血水中穿行。由于担架太少，许多伤员是被人拖进手术室的。负责给艾伦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是个奥地利人。艾伦住院期间，他总是谎报艾伦的伤势，因为德国人已经知道艾伦是上校，并急于把他押到集团军司令部审讯。这位外科医生最后告诉艾伦，如果事情到了不得已时，他就帮他逃走，藏到山里去，等候自己队伍到来。艾伦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向我提出的惟一要求是把他留在集团军。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表现得很出色。

４月１４日，第２０军和第１２军在装甲部队的援助下抵达了规定的停止前进线。这条停止线是沿着穆尔德河，从位于我们北部作战分界线的霍克里茨附近到茨维考附近，再从那里穿过普劳恩和霍夫。随后与通往拜罗伊特的高速公路大致平行向该城以东延伸。

应后勤补给区普兰克将军的邀请，我和克雷夫中尉①乘机飞往美因茨，出席莱茵河铁路桥通车典礼。这座铁路桥是我的朋友兼同窗弗西克·西伦上校负责建造的。西伦看上去颇为沮丧，因为他用了９天２０小时１５分架成这座桥。据他说，比恺撒当年架一座类似的桥多用工１２小时。我们对他指出，恺撒建的不是铁路桥。举行了必要的仪式后，我被邀请为大桥剪彩。没有红绸子，彩带由一条红带子代替。有人递给我一把剪刀，可我富有戏剧性的天性促使我要来一把刺刀割断了红带子。然后，我们跳上首列过桥火车的平板车厢，火车过桥时，我暗地里非常担心大桥会塌陷，虽然我历次战斗从没这样害怕过。归来的路上，西伦把他的一些架桥设备向我们一一做了介绍。其中，有一台大型起重机一次能举起一个桥框。我想西伦当时称它为“活动座车”。

“莱茵河，莱茵河，德国的莱茵河”（8）

回到司令部，我发现盖伊将军、佩安上校和科德曼已察看了魏玛以北的另一座苦役营——布痕瓦尔德营，显然，它比奥尔德卢夫的集中营更为恶劣。我立即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他派一些新闻界的高级代表和摄影师来采访这些令人恐怖的细节。艾森豪威尔将军不但采纳了这个建议，还请来了国会议员，我们让大约１５０００名魏玛居民观看了这个集中营，使他们直观地了解到他们政府的滔天罪行。说实话，我相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那里发生的事情。

抵达停止前进线以后，我无法获知今后的安排，我仅听到第１２集团军群说我缺少足够的军需给养继续前进。其实我很清楚我们的军需给养状况。

上级司令部通知我说，一名随第３集团军采访的叫德里斯科尔的记者①写了一篇文章，称第３集团军由于受第１集团军的影响而无法前进。显然这冒犯了一些人。在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我总是拒绝回答涉及那些集团军的问题，也拒绝讨论他们的事。我认为第３集团军能独立处理事务，用不着向别人赔礼道歉。我找来Ｊ·Ｔ·夸克②少校，指示他今后不准任何人发表比较各集团军是非的报道。

４月１５日，第１２军、第２０军和第８军实际已抵达停止前进线。我乘机飞往魏玛，察看了我当时认为可以作为我的新司令部的那座楼房。这座楼房是德国一个前任地方官的官邸，他应为这附近的苦役和其他暴戾行为负责。在这儿，沃克将军交给我一只玩具船作为给我孙子的礼物，我立即收下了，因为这无疑是那个德国暴徒从别人那里夺来的。

然后，我和沃克将军一行参观了魏玛布痕瓦尔德苦役营。苦役营附近有一家兵工厂，该厂主要制造Ｖ－１火箭零件和大炮弹药车零部件。工厂的一片残垣废墟标志着我方空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