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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当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这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累了，想在我父亲床上睡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休息一下。我父亲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姓万的竟然是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谈论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人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这些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护工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如何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一小会儿，那个小妞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