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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我听了这几个人的谈话，诧异地扭过头去，那几个女人还在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领到了两个月的工资，身上揣着这八百块钱喜滋滋地去学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车到了汉阳古琴台，上来四个有说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件西服。武汉的九月份天气还相当炎热，我开头还挺奇怪，这几个人干吗这么热还穿西服啊？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挤到了一个站着的农村人身边，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用西服做掩护的小偷。几个扒手一边有说有笑，一边用镊子把人家衣服兜里的钱掏出来。我本来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个人，我却只有一个人，万一这几个小偷报复我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没敢吱声，只是用手紧紧护着自己兜里的八百块钱。车子到了阅马场，那几个扒手神气活现地下车了，我赶紧跟那个农村人讲了他被偷的事情，他这才如梦初醒。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从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爱幼，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以前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妻子、小舅子两口四个人到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位子。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武圣路本来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但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到，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以后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了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了个位子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听讲座。等我到了武汉剧院门前，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三五个扎成一堆在那里热烈地交谈。我见状觉得肯定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