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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导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我的母亲亲自来学校帮我跑工作，动手很早，运气也好，结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没有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

大学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较低调孤僻，所从事的主要活动就是到图书馆看有关苏联的书籍，或者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跳舞。我也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所结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兴趣相投的人，相反与同班同学的关系比较陌生。但是，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年，此时一番别离，心中也还是非常难受的。班上三十多个同学，有不到十个留到武汉，其余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们这些留在武汉的同学，每天都要送同学远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就禁不住涕泪纵横，相互紧紧拥抱着哭作一团。即便是从前关系不怎么好的同学，也都忘却了以往的芥蒂，亲如兄弟姐妹。毕业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要这么哭上几场。

我们寝室旁边住着金融班的男生。那个寝室里的几个同学在送一位回兰州工作的同学到机场时，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结果上午送走那个同学，下午他却回来了。原来，他所搭乘的班机因故延误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来的那几个学生正在寝室里打扑克，一见到他回来个个错愕不已，其中一个问明情况后便骂他：“妈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场。”听得我们哈哈大笑。

同学们都送走以后，我到工作单位报了到。当时单位宿舍还没腾出来，我就又在学生寝室住了半个来月。每天下班回来，望着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学们一起嬉笑打闹的场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觉，突然有人推我，醒来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广东的同学报到后回家路过武汉，顺便到学校来看看。二人以前虽然关系不是很密切，此时一见面，却觉得格外亲热，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一、求职之路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在梦想着去首都北京去学习、工作。然而由于命运的阴差阳错，我到武汉上了大学。因此，大学毕业前夕，我非常想去北京发展。恰好，我的叔叔在农业部一所院校里工作，他当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同学已经当上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叔叔跟那位老同学谈了我的情况后，人家也挺愿意接收我这个大学生，北京又一次向我招手了。

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可以去北京，但我的女友毕业时是不可能进北京的。那样，我们之间也就没戏了。在经历了是谋求个人的发展，还是留下来与女友在一起的痛苦抉择之后，我还是选择了留在武汉。我的母亲也尊重我的感情和选择，于是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开学不久就来到武汉，为我找工作而奔波起来。

我们家在武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大伯已经离休多年，而且没有什么官场上的朋友；我堂兄只是一个工人，也无权无势。我找到工作，一是凭自己的特长，二是凭运气，三是靠好心人帮忙。当时我堂兄在单位里有个好朋友是个技术员，姓高；而高技术员又跟他们单位原来的一个工程师关系比较好；这位工程师姓文，后来调到G银行当了一个处的副处长。于是，通过这个拐弯抹角的关系，我们找到了文处长。

文处长是个相貌堂堂的知识分子，人非常和善。那天我堂兄和高技术员领着我的母亲和我到了文处长家里，说明来意以后人家并没有因为不认识我们而表现冷漠，反而非常热情、细致地问了我很多情况。去文处长家那天，我还特意带了我从娜塔莎那里暂借出来的《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和《关塔那摩》两幅画给文处长看。文处长见了我的画，觉得挺不错的，就答应向人事处推荐一下，并且指点我们，还要找一下人事处管干部的段科长。

第二天，文处长领着我们带着我的画来到了段科长家。段科长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听了我的情况以后不断点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眼中似乎流露出一种赞许的目光，说正好前些天储蓄处的孙处长说，行里缺一个会美术的人搞储蓄宣传，我的绘画特长兴许能用得着。临走时，段科长要我把就业推荐表和画作留下，拿到人事处给处长看看。从段科长家里出来，我和我母亲都非常高兴，觉得真是运气好，自己的特长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段科长把我的画拿到人事处给大家看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我的水平不错。后来我们又去段科长家时，段科长就通知我们，大家对我反映不错，特别是其中的一个处长助理（「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