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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只有麦收以后，才偶尔熬些麦仁汤喝，算是好吃的。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上的“瓜”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我在农村上小学一年半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个人身上都长虱子，特别是女孩子，长长的头发上虮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很差。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老师的小名叫国青，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公社初中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我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就跑出去玩，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蜕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过年时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两毛压岁钱。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二○○○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我的母亲回到滑县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县。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我们单位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领导们，后来，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师傅就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