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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时的画家请教成风，彼此都诚恳。

第十六章　陈丹青笔下的陈逸飞（3）

很快，陈丹青与陈逸飞就成了往来密切的朋友和画友。你到我家，我到你家，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去画室，一起去吃风味。当然，在这对朋友中，陈逸飞是资深的大哥哥，对陈丹青有引领和支持的作用。陈丹青也见证了陈逸飞及其画家群体的一段创作经历：

1972年，“文革”开始后首次全国美展揭幕于北京，影响之大，我们这些半吊子油画草寇从此想入非非要来摆弄所谓主题大油画——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开路先锋》获选进京，初件运走了，两人复制一件挂在南京路上海美术馆，观者如堵。我为看清为首工人腰间那枚铜吹哨，周围拥挤，心里崇拜，汗淋淋几乎对不准目光的焦距——陈逸飞，戴副眼镜，众人堆里似乎数他最年轻，不记得怎样一来，已是他带着单位的同仁到我家里来“白相”，每次人在楼梯口就一迭声连名带姓叫上来。日后他左右逢源摊子铺得开，原是天生忙碌会办事，那时他就头绪多，帮这个买把小提琴，忙那个联络调回来，我后来赣南乡下混不开，也是逸飞几句话荐我找人帮帮忙而有后来流窜苏北一场戏，到得江北，我好像也只送袋花生米算是谢谢他。那时我能看到世界名画集，便是他特意领进单位图书馆陪我看，结果两人张冠李戴错把克里姆特当成女同志……《黄河颂》之后，陈逸飞的年少气盛之作是巨幅双联画《红旗颂》，气势宏大，呕心沥血，也被官家所否决，出不了油雕室的门，直到1996年上海举办所谓“现实主义回眸展”，我才见《红旗颂》正式挂在墙面上，想起当年油雕室壁角里有个家伙全身披挂旧军装，挎着冲锋枪给他画，一站就是好几天。那时逸飞画画好认真，1976年他与魏景山雄心勃勃接手北京军事博物馆《占领总统府》大订件，前后折腾一年多，为了捉摸红旗怎样飘，不知哪里借来庞大的鼓风机，通上电源，对准红旗使劲吹。钢盔枪械子弹壳之类更是从远郊军区借来一大堆，与魏景山两人勾头耸肩爬在木架上，一五一十描质感。

陈丹青赞叹陈逸飞早早成名。陈逸飞作完《黄河颂》、《开路先锋》、《红旗颂》、《刑场上的婚礼》、《占领总统府》的时候，年纪还是那么轻。当然到1976年、1977年，更年轻的陈丹青在画坛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理论家们开始把陈丹青与陈逸飞放在一块讨论了，而且发现他们两位画家有一些共同的追求。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骁纯在《困惑的时代和时代的困惑——谈新时期的写实绘画》一文中，谈到1977年画坛出现一些“新的信息”时，他认为这种新信息，最早是从陈逸飞和陈丹青的绘画作品中看到的。他说：“在谈到新时期写实绘画的历程时，不能不谈到一批转折性的作品，其中多是‘文革’刚过去时的历史画，最有代表性的是陈逸飞、魏景山的《蒋家王朝的覆灭》（1977），阿旺曲扎、陈丹青的《泪水洒满丰收田》（1977），这两幅分别是陈逸飞、陈丹青初露锋芒的成名之作。这些画的意义在于反叛‘文革’时期的虚假现实主义，找回失落了的苏联模式的真实观，在艺术观念上，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归，而这在当时便意味着前进。这些画在两方面唤醒了后来的写实绘画：首先，追求火辣的原生形态的真实感。作品不仅强烈逆反于‘文革’期间的‘红、光、亮’，‘高、大、全’，甚至也抛弃了《血衣》、《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所存在的英雄化倾向，在这点上它们更类似刚解放不久的《地道战》（1951，罗工柳）、《开镣》（1950，胡一川）等一批‘土油画’，但技巧更成熟，追求更意识化。其次，追求超越以往的写实程度。这突出表现在静态物体上，陈逸飞把优秀习作方能达到的写实程度第一次搬上了大型历史画，对人们的视觉经验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我们赞叹陈丹青进入画坛这么早，陈丹青则在赞叹陈逸飞早早就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

那年陈逸飞仅只二十九岁。我今在学院奉命招收所谓博士生，告诉“博士”说：三十好几还来啃外语、诌论文，休想沾得了艺术的边——当年上海美专小青年出身顶高是本科，陈逸飞不过预科班，然而青春无价，才华不等闲，他们是二十岁出头便在画布上一仗一仗打过来。如今市面上或有瞄着陈逸飞不服气而说闲话的，闲话说过，请哪位说者自己也来一板一眼从头做做看。

岂止是“瞄着陈逸飞不服气而说闲话”，怀着各种心理胡乱批判者大有人在。又岂止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初，没有间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