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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着武装人员到了干校，以召开干部会议的名义，派通信员吴德琴把魏定远叫到会场，当即逮捕押回地委，进行审讯。

当时的地委书记李毅由于患病，没有与地安机关住在一起，在另外一个村子养病，他不能亲自主持这项审讯工作，便于另外几位地委部长一齐推举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负贡对魏定远的审讯，说他过去做过除奸工作，对审案子有经验。从此，王须仁便咸了湖西“肃托事件”的关键人物。王须仁是河北省东鹿县人，曾于1933年正北平“晨报”上登过“*启事”。七七事变后，他混入北平流亡学生中，到了鲁西南的单县。他在过去究竟是什么人，以及怎样钻入党内的，现在还不得而知。王须仁接过审讯大权以后，大搞逼供信。他既不追问汉奸日特，也不追问国民党特务，一上来问魏定远是不是“托匪”，魏不承认有此事，接着就用残酷的肉刑，施用鞭打、老虎凳、灌水，直至电刑｛用手摇发电机）魏定远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托派”王须仁等人为了扩大战果，接着就逼问还有谁？不说就再度施刑。于是又供出了所谓‘托派”的组织，说托派的组织有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等。又说在湖西地区的托派组织叫做苏鲁豫边区特委是受山东省委领导的，在托派苏鲁豫区特委之下，还有铜山、砀山、丰县、沛县、金乡、鱼台、单县、曹县等县托派的组织。又说托派组织的名称，对内叫做“国际无产者联合大同盟”，对外叫做（中华复兴党）等等。凡有点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魏定远是在严刑逼供下按照共产党的组织系统编造托派的组织系统的。

在魏定远的口供中，还供出了一个所谓“托派外围组织”——“文艺作者协会”（即文协）本来这是干校学员的群众文艺团体，是由魏定边远发动组织起来的。这个团体经常给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的《团结报》写稿。这根本不是什么密秘，而是人所共知的公开的群众组织。

除了所谓“托匪”的组织逼供出了一些人。王须仁认为他已取得了伟大成就。地委书记和其他几位部长对魏定远的口供均深信不疑，不仅不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核对事实，弄清真象，反而陷入更加惊慌失措之中。这就给暗害分子王须仁以可趁之机，弄得越发不可收拾。

根据魏定远的口供，马上又逮捕了郝小光，对他的审讯，又是由所谓有经验的王须仁主持，如法炮制，又是用那一套极为残忍的逼供方法。郝小光在酷刑之下，也承认了自己走“托匪”，而且也在逼供之下，编造了一套所谓“托派的组织系统”。

可是郝小光编造自一套于魏定远编造的一套出入很大。这种情况并末引起地委领导同志的警觉，反而根据王须仁的判断，认为在苏北和鲁西南潜藏着两套托派组织。于是地委的领导问志认为面前的敌情更加严重了。在审讯魏定远郝小光后。九月三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谷亭镇开会。军政委员会，是根据党中的央指示成立的。它由主力部队负责人和区党委负责人组成，主要是负责处理边区党政军重大问题，协调军队党和地方党的关系。这次出席会议的有，区党委书记白子明，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如，*部长王文彬，主力部队参加会议的有：四大队队长梁兴柞，政治委员王洪鸣，开完会后，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向出席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各位领导汇报了发现“托派”的情况。大家听了汇报，感到问题重大，便决定大家集体参加审讯。参这次集体审讯的除全体出席军政委员会会议的同志外，还有正在湖边地委帮助建立政权工作的区党委政府工作部长陈筹，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等。实际的审讯者，仍是王须仁。把魏定远郝晓光带上来，王须仁给他二人每人一支烟，要他们好好讲，于是白子明开始审问。记过魏浩二人所讲的口供，与李毅向把们回报的内容一样。因为当时并没有怎么动刑，所以参加会审罚人，也都信以为真。最后白子明指示李毅要“慎重”处理，至于如何“慎重’并没有具体讲，就同王文彬等几位部长回单东南区党委去啦。

这次会审最大的恶果是苏鲁豫边区的最高党政军领导人，都被这一假相所迷惑，都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观了“托匪”，他们对于王须仁施用残酷肉刑，不仅没有制止和批评，而且还称赞王须仁的“能干”使王须仁更加事无忌惮。这就为这一案件的恶果发展埋下了伏线，开了绿灯，以至最后连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人自己也都打成立了“托匪”有的甚至被杀害。

三、演成一场罪恶的大屠杀

魏定远郝晓光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且各自供出了一套组织后王须仁继续用酷刑逼问“托派”组织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