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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仇恨或疑惧的态度，不容忍共产党的发展。第三，有的国民党具有正统思想。认为尽管是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是执政大党，有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是抗战的领导者。共产党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参与抗战，应听从国民党指挥。甚至有的国民党人竟认为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因此，当山东共产党为了抗战，为了生存，而发展力量，尤其是建立抗日*政权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对共产党进行压制和摧残。

“太河惨案”发生后，*对秦启荣、王尚志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抗击。4月10日，*中央北方局指示：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要进行坚决反击。17日，张经武、黎玉通电全国，揭露秦启荣坚决*、破坏抗战，制造太河惨案的罪行，呼吁全国主持正义，严惩祸首。19日，《大众日报》发表题为《敌乎？友乎？》的社论，揭露太河惨案真相。“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王尚志遭到共产党的严厉谴责和军事上的反击，在山东国民党内部也普遍受到批评和指责。然而，正当他们十分孤立和被动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嘉奖秦、王二人，赞扬其：“能战敢为”。同时，国民党中央驻山东党务特派员裴鸣守也一再表示坚决支持秦启荣、王尚志在太河的举动。国民党上层的这种做法，对山东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不少原来与共产党有合作关系或保持中立态度的国民党人，纷纷向右转，沈鸿烈、秦启荣搦：等顽固派*气焰更为嚣张，提出了“宁伪化，不赤化”，“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动口号，“磨擦”更加频繁剧烈。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共产党组织及其武装以抗日大局为重，正确地处理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联合与斗争的问题，既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又保持必要的忍让，尽力维护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策略上，根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原则，把沈鸿烈和于学忠（苏鲁战区总司令）这两个国民党在山东的代表人物加以区别，制定了“拥护于学忠，联合东北军，孤立沈鸿烈，打击秦启荣”的方针。成功地建立并维持了与于学忠的*关系，使山东国民党正规军在“磨擦”与反“磨擦”斗争中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秦、王所为也激起广大抗日军民的义愤，就连国民党内部亦多有责议。其时，省政府所在之东里店，对其空气的压力颇大。不论是党内、党外，交相责难。在此情形下，秦、王等为混淆视听，大肆散布太河事件是王部“讨逆”，解决“叛军”李人凤部。其实，此是一年前旧事。1937年底，日军侵入鲁北时，为组织民众，保家卫土，临淄西关小学校长李人凤与临淄县长冯谦光等人在临淄城成立了一个“青年抗战人员训练班”，组织“学生志愿军团”。1938年1月临淄城沦陷后，县长冯谦光逃走，李人凤则以训练班和学生军团为基础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暂时使用王尚志部番号，编为王部第三大队。不久，李人凤等人因不满于王尚志所为，率部转编为山东八路军第三支队第十团，并解散了王尚志设在临淄的司令部，扣押王尚志等人，旋释之。王部称此事为“临淄事变”。太河惨案与此事并无内在联系。秦、王宣扬此事不过是借以掩人耳目，抹煞其残杀八路军干部、战士的罪行。为打击秦、王的反动气焰，4月2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及第一支队（原第八支队）奉命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王部见势不妙，东逃临朐。就在这时，秦启荣连夜从东里店赶至王尚志临朐鹿皋驻地，对王尚志的东逃表示极大的愤怒，亲自部署王部及其他所部反攻，袭击八路军悦庄一带驻地。沈鸿烈亦插手此事，一面派出以基督教徒郭金南为团长的所谓“调查团”，一面令王部避驻于吴化文防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则对秦启荣“传令嘉奖，并记大功一次”；嘉奖王尚志部为“能战敢为”，发给奖金2万元。可见他们在*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太河惨案本身就是在国民党中央消极抗日、积极*和沈鸿烈山东省政府大肆推行限共、*政策的背景下，在秦的支持、指使下由王尚志部制造的严重的*流血事件。太河惨案刚平息不久，秦启荣即于8月间，纠集所部先于莱芜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驻雪野后方机关，制造了“雪野事件”，继而于淄河围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第四支队，制造了“淄河事件”。由此，秦启荣被抗日军民斥为“摩擦专家”。太河惨案对山东抗战和反磨擦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

共产党肃托的消息传来，七路内部的上层人物更是幸灾乐祸，手舞足蹈。

2、朱世勤其人

湖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