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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党员、干部外，有些*人（如李庆久先生），也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开始推行政令，行使抗日*政府的职权。虽然，有的乡村一直在对它进行抵制（如刘爱勋所在的黄唐乡），由于清正廉洁，加上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汉奸，保护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耿聋子，刘爱勋的反动气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铜北的局面，这就在敌伪顽群魔乱舞的铜北，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1939年8月，苏支四大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朱酒店缴掉国民党铜四区区队，长短枪一百余支，在肖庄活捉区长朱本瑞。继之在大新庄缴获国民党铜三区区公所全部枪支，在腰庄活捉区长刘爱勋（朱本瑞、刘爱勋后被我教育释放），打击了顽军及其政权的嚣张气焰。

9月，周锋率独立营赴铜三区湖里一带开展工作。县、区政权建立后，实行了新税收，印发了“铜北流通卷”，积极筹备资金购买布匹等支援大部队。

铜北办事处与铜四区区公所陈兴振区长密切配合，进行扩军，筹款，发展党组织等工作。

在二十三大队升编调离铜北的情况下，一九三九年九月以铜三区、铜四区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了铜北独立营，营长周峰（铜北县委书记），下辖三个连，共约二百余人，一连连长韩恩斗，指导员丁禹畴；二连连长李绍元，指导员邵子雅；三三连连长赵瑶烈，另有铜北办事处警卫连连长董子明，指导员周立生。三区、四区还各有一个中队，总共兵力约五百入，活动在东自微山湖岸西、至梁寨一线。

6、“反托大会”

9月11日，湖边地委在谷亭镇召开“反托大会”，除地委机关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鱼台县县委政府以及鱼台县三区的工作人员。

湖边地委“反托大会”会场。

王须仁等强逼所谓“托派特委书记”魏定远和托派县委书记史维功上台讲参加“托匪”的经过，以及“与日寇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的计划”。王须仁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使被打成“托匪”者无法翻供，以巩固所谓的肃托成果，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制造紧张气氛，为其在地委内和区党委内进行大屠杀准备舆论。

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如何两面派的。如有的同志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这是伪装，是为了骗取领导信任；有的同志工作消极，这就是破坏革命；还有的人工作干劲不足，自由散慢，这是仇视抗战事业，进行消极破坏。

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气氛紧张到极点，甚至把帽子戴得正不正、扣子扣得齐不齐等日常细节都说成是托匪的暗号。

人们感到在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可相信的，都可能是“托匪”，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由于这时王凤鸣随主力四大队转移到湖东去了，王须仁还不敢放肆的大干。

地委书记李毅和区党委政治工作部付部长郭长臣等人已经知道在审讯中供出了地委军事部长尹夷僧，宣传部长袁汝哲等是“托派”所以也表现非常惊慌。但是他们还不敢马上逮捕尹夷僧和袁汝哲，因为这些同志在群众中都有较高的威信，特别是在游击四大队和所属一大队中有较高威信，怕弄不好给自己惹出乱子。

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维功、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同志都在一夜之间均被定为“托匪”。

在“反托大会”之后，便确定由谷亭镇向南阳镇转移，以靠近主力部队部队，王须仁正好利用这种情况，以图与王宏明进一步勾结起来，进行一场大屠杀。

尹夷僧、袁汝哲二人并不知道自己也被列入“托派”的行列，仍然照常主持自己的工作。这时尹夷僧、袁汝哲的任何行动，都会被他们看作是阴谋活动。所以，在行军的部署止，尹、袁提出夜里行动，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在敌后形势下，当时不管部队、机关、学校等一般都是在夜里转移。但王须仁却马上指出，这是个阴讯。说尹夷僧、袁汝哲提出在夜里转移是“托派”的阴谋，是准备打我们的黑枪。于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决定白天行军（先走）。还说这一行动粉碎了托派的阴谋。

到了南阳，第二天哀汝哲照样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和组织晚会，正好镇子上有家老乡结婚，按风俗习惯是要放炮竹，因镇里住了部队，怕引起误会，所以镇公所特意向领导作了报告。王须仁等立即断定这是阴谋，是尹、袁要组织暴动。李毅、陈筹等也确信不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