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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九四一年中央对被难家属已按烈属对待，这些家属今后可仍享受烈属待遇。对受冤枉的同志所戴的各种政治帽子和给予处分的，凡未纠正或纠正不彻底的，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的档案中如存入有关肃托的结论、处理材料等，应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

另外，对原泰山、胶东、鲁东南等地区肃托遗留问题，亦参照上述精神办理。考虑到湖西“肃托事件”的当事人和受害者以及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现已分散在全国各地、建议中央通知各地，以彻底消除影响。

以上报告，请批示。

*山东省委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中央组织部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已经中央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以消除影响。

*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历史沉冤：“肃托”案

历史沉冤：“肃托”案

梁成琛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三十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１９３８年１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８日和２８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２９、３０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１９３８年８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１０年内战时期的“ＡＢ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

湖西“肃托”事件，发生在1939年山东南四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亦称湖西边区）。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这年8月，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干校青训班毕业分配的时候，在学员中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干校有“托派”活动，便开始进行所谓“肃托”。王须仁的倒行逆施，得到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的支持，使“肃托”蔓延到地区各地并由地方蔓延到部队。先后被扣押审查者达五六百人，苏鲁豫支队副队长兼四大队队长梁兴初等均被拘禁；地委宣传部长、*部长等三百余人惨遭杀害。11月，*山东分局委员、115师政委罗荣桓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等同志赶到湖西，释放了被扣押的同志，调离了王凤鸣，处决了王须仁，制止了这一事件的发展。1941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除奸错误的决定》，给无辜牺牲者*昭雪，决定给王凤鸣判刑。王凤鸣畏罪潜逃，投靠日伪当了汉奸。

湖西地区“肃托运动”停止了不久，１９４２年在*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发生了“王实味托匪奸细、特务案”，又称“《野百合花》托匪案”。

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整风开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党员王实味于２月１７日写了《政治家、艺术家》杂文后，又写了《野百合花》一组杂文，揭露和批评延安的一些阴暗面以及不平等的待遇。３月２３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墙报上发表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的发言有家长作风，压制了群众反三风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中央研究院从５月２７日开始，连续十多天召开全院座谈会，对王实味展开批评。会议是由*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领导下进行的。座谈会开成了斗争会，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有人揭发王实味说过赞成托派及其理论的话，说过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