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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侯发生一个问题。本来地委规定学习站束后，根据斗争需要学员统一分配，从哪地方来不一定回哪地方去。快到毕业时，学员中出现了不愿分配的现象，提出从哪里来回到哪去的要求。这样，学习未结束，学员就闹情绪。这件事引起了湖边地委的重视。地委书记李毅当时正患恶性疾病，不能主持日常工作，把这件事交给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

本来只要做思想工作，好好动员一下，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因为青年人热血满腔，都是为的革命和抗日斗争，虽然有狭隘的地方主义，想回到家乡好发动群众，仉昆人口标还是一致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后来把问题搞复杂了，错当成了敌我矛盾。

王须仁到干校来调查，说发现有坏人在幕后活动。坏人是谁呢？说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教员魏定远，另一个是学员曹广善。于是将二人逮捕，刑讯后，搞出个“托派”组织。既然有“托派”组织，于是提出要“肃托”。早在三十年代，苏联斯大林为排除反对自已主张的托洛茨基，以背托洛茨基叛列宁的罪名，不仅驱逐了其人，还在全国大搞肃清托洛茨基分子。这件事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当时所谓党内理论权威的康生，就在延安《解放》杂志上发表过“肃托”文章，在党内造成了神秘的色彩和不安的情绪。王须仁提出了要“肃托”，在

当时确是耸人听闻，也引起人人自危。

魏定远是河南省南阳人。抗日战争开始，曾经到山西省参加八路军随军学校学习，学习后回沛县参加地方工作。湖边地委创办干部学校的时侯，王须仁代表地委在沛县物色教　员，亲自把魏定远要到千校。干校负责人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的，他只挂个名，日常工作交由非*党员魏定远负责处理。按说，王须仁对魏定远是很信任的。其实，魏定远到于校工作后，有些事不听王须仁摆布，两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曹广善是沛县孟桥人。1933年到1939年间白区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据说他曾自首过，以后在家乡当了一名小学牧员。抗日期间，曾有一度和我们对抗。沛县当时分作七个区，他在三区栖山。*沛县三区书记胡传耀与区委员在三区活动时，曹广善就与他们对抗过。因为曹广善自首过，王须仁便把他作为叛徒来打击。说他和魏定远是敌人，是有意搞破坏。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山东分局的同志离开湖西后，于1940年3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湖西；6月，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的罪行；同时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处理意见。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人对湖西“肃托”事件中因受累被捕在酷刑下被逼承认参加“托派”而尚未遭到杀害的大批同志，均看成是“自首”、“变节”或“叛变”行为，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致使许多同志意见纷纷。

中央对此问题非常重视。

是年，山东及湖西的一部分同志到达延安，将湖西“肃托”的经过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全面了解了“肃托事件”的真相，明确了“肃托”的错误性质，于1941年2月20日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纠正了山东分局以前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中的某些错误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相应可行的善后处理办法。《决定》肯定了王须仁是暗害分子、党内异己分子。撤销王凤鸣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交由军法处判刑。白子明因与“二王”搭伙成奸，以牺牲区党委这个集体来换取个人生存，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同时撤销其工作，调离湖西地区，另行分配。

中央责成山东分局根据《决定》精神进行善后工作，对于在事件中无辜牺牲的同志，一律追认为烈士。

山东分局再次派人来湖西，向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和慰问，并在单县东南辛羊庙召开追悼大会。

中央《决定》转到115师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

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