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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山东分局又派人对湖西“肃托”事件中因受累被捕在酷刑下被逼承认参加“托派”而尚未遭到杀害的大批同志，均看成是“自首”、“变节”或“叛变”行为，分别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致使许多同志意见纷纷。

中央对此问题非常重视。

山东及湖西的一部分同志到达延安，将湖西“肃托”的经过向中央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全面了解了“肃托事件”的真相，明确了“肃托”的错误性质，于1941年2月20日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纠正了山东分局以前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中的某些错误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相应可行的善后处理办法。《决定》肯定了王须仁是暗害分子、党内异己分子。撤销王凤鸣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交由军法处判刑。白子明因与“二王”搭伙成奸，以牺牲区党委这个集体来换取个人生存，由正式党员降为候补党员，同时撤销其工作，调离湖西地区，另行分配。

中央责成山东分局根据《决定》精神进行善后工作，对于在事件中无辜牺牲的同志，一律追认为烈士。

山东分局再次派人来湖西，向受害者家属进行抚恤和慰问，并在单县东南辛羊庙召开追悼大会。

中央《决定》转到115师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１１５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

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仓皇叛逃，投靠了大汉奸郝鹏举，改名杨步仁，当了汉奸团长，成了人民的败类。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2、王凤鸣投敌叛变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法宪行动迟缓。

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法宪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１１５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山东分局的同志离开湖西后，于1940年3月派了一个调查组去湖西；6月，写出了《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暗害分子王须仁等人的罪行；同时发出《关于总结第五区党委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