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1/4 页)

金啸虎是铜山县著名的大汉奸，徐州外围和铜山县的伪军全属他指挥。是日本人信得过的卖国贼。籍兴科投了他，他便从日本人那里调来坦克、大炮和人马，由他亲自率领，气势汹汹地杀向湖西铜山三区。

耿聋子本来就害着“恐日病”，那里经得起打着东洋人旗号的金啸虎的冲击！枪声一响，耿部便调头鼠窜、继而瓦解了。耿聋子本人带着仅剩下的六七个兵向西南逃去。最后，投靠了在萧县北部活动的耿蕴斋部。

耿蕴斋原来参加过共产党的，在白色恐布下自首变节啦。地方沦陷后他开始在萧县北部拉武装。名义上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下面的一个营，实际上也是心怀鬼胎，最后还是叛变了。

耿聋子投靠他之后，便以萧北为依靠，经常向铜山三区突击抓人、杀人，罚枪罚款，继续扩大实力，重整旗鼓。

正当耿聋子在萧北重整旗鼓的时候，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二十三大队在铜山三区活动的很顺利，部队由几十人发展到二百余人。芦楼乡的乡自卫队和郑集一带武进礼的杆子会武装也都拉归我们了。同时，苏北特委又建立了铜北工委，并筹建了铜山三区的人民政权。

5、铜北办事处

国民党中央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以及它通过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给耿聋子这个从国民党政府小职员出身而又野心勃勃的反动政客打了气，壮了胆。

铜北各乡村中，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地主与地主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沦陷后，在困难深重之际，上述矛盾各方，特别是他们的青年子弟纷纷起来抗日，不少人在抗日救亡的大前提下并肩作战，过去的矛盾被冲淡了，有的甚至瓦解冰消。但是在毛寨乡中的一场已经持续了多年的阶级斗争事件却在继续着。矛盾的双方：一方以恶霸地主刘自修及其弟刘自强（刘大楼人）以及刘爱勋（黄庙人）等为首，一方以农民刘光涸及其子、共产党员刘大来和李成栋（李化民）为首。战后，他们分别归到国共两方，互相对峙。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日军扫荡时，耻聋子这个铜三区区长逃往肖北，迟迟不归，刘大来、李成栋分别成了共产党领导的铜三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刘受勋则成了顽方铜三区区长，刘自修成了他的高参；到了四月，耻聋子卷土重来，并一跃而为江苏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指挥官，刘自强则成了耿聋子的高参，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眼中钉，斗争显然就激化了。

耿聋子从口头抗日、实际恐日开始，到败于日伪军及籍兴科部的联合进攻之后，到后来或明或暗地同日伪军勾结，联合*，并在敌人囤集重兵的战略城市——徐州的眼皮子底下，修建了他深沟高垒的“乌龟壳”——“新徐州”（李单楼）。这就使他构成了一个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却背靠日、伪，有恃无恐地残害民众，积极*的新格局。

1939年4月中旬，耿聋子和暗中归依他的叛徒二十三大队长袁晓天密谋制造了“瓦矿事件”。袁晓天，原系沛县青墩寺小学学生运动中的“八大革命”之一，后叛变。徐州沦陷后，为了团结抗日，我们不计前嫌，吸收他参加了二十三大队。袁任二中队长时只有六条枪，随我二十三大队活动一段时间后，力量不断壮大，已拥人枪四十多。可是在荣沟桥战斗失利后，善于投机的袁晓天一见形势不妙，受耿聋子拉拢意欲投奔顽军。为准备向顽军的“进见礼”，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八日（旧历），袁晓天约李化民区长去他驻地（瓦矿村）议事，适化民有事，另派二十三大队杨海天、司元黄前往。杨到瓦矿后即被袁扣押，后来杨海天被托人救出，袁即率队投向耿顽。耿聋子利用他的权势，威逼原芦楼乡武装，二十三大队三中队长李世华向他投靠，三中队后来只有李来崇为首的一个排，顶住了耿聋子的压力，其余则随李世华并携轻机枪一挺，投向耿聋子。

苏鲁豫区党委针对耿聋子的*逆流，积极在铜北采取措施，根据丰、沛、铜一带的群众觉悟程度和革命形势，决定在这一带边境建立县级政权机构——铜北办事处，由郭影秋任主任，当时郭影秋未到任，副主任阎树棠主持工作。同时以黄河大队的一个连的兵力为主，集合地方力量，整编成了铜北独立营，下属三个连，约三百人，由赵峙宇任独立营营长，周锋（周惠林）从铜四区调任独立营政委。干部陆续集结，开始活动于铜三区西北部的沛铜边境一带。铜北办事处在铜北、沛南树起了抗日*的旗帜，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与进步人士，除铜北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