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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托词实在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二○○○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三，处于世界末流。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这种现状，就连一贯鼓吹市场化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都觉得，中国由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是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全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