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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