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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张的情况已见于前。恽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有《大云山房文稿》。恽、张二人曾从刘大櫆的门人钱伯坰受古文法，本应该算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们原先都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故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

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但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三、正统“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等。郑燮的家书写得很随意，讲些日常琐碎之事，多用口语，令人喜爱。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云：“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如此语气，直非文人之笔。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对于古文其实是很自负的。但他厌恶一般古文家动辄以“明道”欺人，赞同南宋学者郑樵“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的言论（见《答蕺园论诗书》），又爱好骈文，自然不能与一般的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相提并论了。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论》，对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挞，很有一种少年意气；《所好轩记》言读书之乐，不故为高论，也不讳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等等平凡的情欲，与张岱自述同趣。《祭妹文》在往日琐事的回忆中寄托凄恻之情，尤为真切动人。相比于桐城派同类文章必先称述人物德行，而所谓“德行”又大抵是压抑人性的正统道德，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当近似，而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不取《祭十二郎文》，这也反映出他们对“古文”的理解是不同的。正统“古文”的路径越走越窄，也由此可见。

以技巧性而言，《随园记》在袁枚散文中颇为出色。文笔自然流转，不见用力，而文气完足，又让人觉得结构颇严谨，表现了相当的修养和才气。下面是文中述随园命名之由的一节：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讙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

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这里不仅写出修葺的过程，而且寓涵了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希望满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态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

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文字细腻，不作妆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新鲜意味的创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

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氏虽非文坛人物，但此书的写成，却也反映了乾、嘉之际的文学突破礼法顾忌、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订婚以后、成婚之前的一桩琐事：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