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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当的,是被日益恶化的家庭经济状况所迫;但即使是在工会的合同或政府的干预已经改善了工资水平的地方,偷窃仍然是个棘手的难题:有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流传下来的英国笑话,说是有一个码头工人偷了一根金条被逮住了,而他受到的惩罚就是从他下一次的薪水里扣掉金条的钱。“让我心烦的是小偷小摸,”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苏格兰码头工人回忆说。“那非常、非常的令人厌恶。”码头工人很得意于他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本事,比如从一个被认为堆在货舱里很安全的密封酒桶中弄出威士忌来。在波特兰,像半导体收音机和瓶装酒这样的小物件,往往是被人偷回去送给家人和朋友,而不是拿去卖掉。在犯罪猖獗的纽约就没有这样的限度。格雷斯轮船公司(GraceLine)发现,即使是60公斤一麻袋的咖啡豆也有可能被偷走;为了防止帮助盗窃团伙的检查员做手脚,这家公司购买了一台暗秤,以确定离开码头的卡车上装载的麻袋数量是否有出入。17
第二个问题是码头工人会抵制任何可能让他们失去工作的东西,因为他们强烈怀疑雇主的用心。只要码头工会在一个地方站稳了脚跟,他们就会坚决要求在合同中列出针对性的条款,以防止雇主欺骗工人的漫长历史重演。负责一个舱口的工人数量、货舱中或码头上那些工人的布置、一吊货的最大重量、他们会用到的设备以及有关人员配置的其他无数细节,都会一页接一页地填写在劳资合同中。利物浦的航运业者曾一再地想废除这样一个惯例:每一群码头工人只留下一半在码头上干活儿,另一半会到附近的酒馆里去闲着;一两个小时之后,这两部分工人再相互轮换。在全世界的港口上都发生过反对雇主改变工作惯例的罢工。从1928年到1954年,当工会与资方为了机械化而相互斗争时,洛杉矶港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75%;在1954年,美国西海岸各港口每工时处理的货物量比1952年减少了9%。在1950年,纽约港处理一吨的货物需要个工时,但到了1956年却增至了个。在英国,每个工人每年处理的货物吨数从1948年到1952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1953年由于货物的猛增而骤然提高了三分之一,之后迫于严格的工作惯例的压力而再次下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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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上的拥堵(11)
要降低货物处理的高成本,解决办法很明显:为什么非要装载、卸载、转移和再装载那么多的散件货物呢?为什么不把货物装进大箱子里,然后就只装卸和搬运这些箱子呢?
把货物装在大箱子里运送的概念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在19世纪晚期,英国和法国的铁路公司曾经尝试把家具装在木制的集装箱里运输,然后用起重机把箱子从铁路平板货车转移到马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乎是机动卡车刚一广泛进入民用,辛辛那提机动车站场公司(CincinnatiMotorTerminalspany)就想到了能用起重机从底盘上吊起和放回的可互换卡车车厢。有远见的思想家甚至已经提出了“一种标准化的集装箱,其形式是一种可卸下的封闭货车车厢,可以很容易地用起重机在铁路平板货车、汽车底盘、仓库地面和船只之间转移。”最早采用这一概念的美国铁路公司是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YorkCentral),他们在1920年前后引入了钢制的集装箱,它们可以6个一排地紧挨着放置在侧板可以放下来的浅底火车车厢中。17
财大气粗的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Railroad)是全国最大的运输公司,也是这一新概念的强大倡导者。该公司碰到的难题在于,他们的很多客户都不是向一个目的地发送大量的货物。例如,一家小工厂可能会让一节火车车厢在铁路公司的支线轨道上停留一周,这期间他们会把发给很多不同买家的货物装上去。铁路公司必须要把这节车厢挂到一列货车上,并把它拖运到最近的联运交接点去,在那里,车厢中的货物会被卸下,分拣到手推车里,然后再重新装到去往不同目的地的其他火车车厢里。该公司的替代方案是一种钢制集装箱,其宽度只有9英尺多一点儿,大概是普通火车车厢的六分之一。发货人可以把发往底特律的货物装一个这样的集装箱,发往芝加哥的装另一个,发往圣路易斯()的再另外装一个。这些集装箱可以用叉车放到一节车厢上,而在联运交接点,一辆叉车会简单地把这些集装箱分别搬运到合适的火车上。根据该铁路公司的计算,在转运站分拣散件货物的成本是每吨85美分;转移一个5吨集装箱的成本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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