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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句能做到么？我说请郝队长放心，我一定做到。郝管教点点头说你进去吧。

我手慌脚乱地推门进去，见一年轻女子正站在窗前往外面看，我叫了一声冯俐！年轻女子闻声转过身来，我却一下子怔住了。她不是冯俐，是苏英。我吞吞吐吐地说苏英是你？苏英莞尔一笑说：很失望吧周文祥？我这时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掩饰说哪里，你来看我我很高兴，我只是没想到……我以为是冯俐……苏英问冯俐常来看你吗？我摇摇头，说她没来过。苏英说我听说冯俐在帽儿山农场，离这儿很近，为什么不来看你？我又摇摇头说不晓得。苏英说这也很符合她的性格。我不语，她看着我又是一笑，说好吧，不说这个了。换个话题，周文祥我问你一句话，我来你真的很高兴吗？我说真的很高兴，来这儿以后你是头一个来探望我的人。苏英显出吃惊的样子，说是真的吗？我说是这样的。苏英笑了起来，说看来我很荣幸啊。我苦笑一下说苏英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物，干吗这样挖苦人呢。苏英说我没有挖苦你的意思，能成为第一个来看你的人我真的很高兴呢。这时外面响起吃午饭的钟声，我说苏英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打饭来。苏英止住我，说我带了饭来，咱一块吃。我犹豫一下，说那我去请示一下管教。苏英说我已经和管教说好了。我问管教答应了？苏英说开始不同意，说带给犯人的东西必须由管教干部过目。我偷偷塞给他两盒香烟，他就不吱声了。我吃惊地看着苏英说你这是贿赂行为啊！苏英笑笑说不就是两盒香烟嘛，再说人家撇家舍业的在这儿改造你们也蛮辛苦，还不该慰劳慰劳人家？我忽然觉得眼前的这个苏英与一起编辑《大地》的那个苏英有些不一样了，至于变得哪些地方不一样了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是变好看些了？变成熟了？变世故了？变得满不在乎了？反正我觉得她不同从前了。我想这些的时候，苏英已把她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子上，真是很丰盛的。有烧鸡、有面包、有香肠、有炸鱼、有点心，看着这些稀罕物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还听见自己的肚子咕嘟咕嘟地叫。我由衷地说苏英谢谢你还想着我。苏英没吭声。我再看时她却泪流满面了。她并不擦泪，任凭两行泪水顺面颊往下流淌，滴落在衣襟上。我慌张起来，说苏英你，你咋啦？她说没什么，周文祥你别管，我就是想哭，周文祥你说我没有哭的权力吗？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说周文祥其实你是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你是不便于回答或者没勇气回答。那么我来告诉你答案吧，你、我以及许许多多像你我这样的人是没有哭泣的权利的。哭泣的意义是否定，是不。我们没有说不的权利（若干若干时日后我在书摊上看到过一本《中国人可以说不》的书，看过这个书名我便把它丢到一边了），只有说是的权力，你说是不是啊周文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说是。她说那么开始吃饭吧周文祥。我说是。就开始吃饭了。尽管心情复杂，可美味终归是美味，美味使心情渐渐开朗起来，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这时嘴的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咀嚼吞咽。苏英哭过后也显得平静些了。她一直看着我吃。我叫她吃她说不饿。她说起自己的一些事情，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她说她目前在西城一家翻砂厂劳动改造，情况还好，虽然累一点，但还能坚持住。与那些送到劳教劳改单位的同学比就像是天堂的日子。她说估计今年就能摘掉右派帽子。我问怎么会这么快。她说她和工厂领导的关系处得很好，关系好他们就能说你改造得好。我说关系好是通过贿赂吗？她笑了笑，说有那么点吧。世界上哪有不吃腥的猫？建立友好联络感情光靠空口白话不成，物质才是基础。共产党信奉的不就是唯物主义吗？我知道苏英的家庭条件是很好的，她父亲是一家小厂的业主，合营后留用。母亲在一家医院当药剂师，收入也不菲。她又是独女，所以她推行起唯物主义还是很有基础的。但说实在话，对她的这种做法我是不大赞同的。总觉得不正当。就是说人不能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就不择手段。当然我还是希望她能早早摘去帽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就算是工厂是天堂，可她毕竟是天堂里的奴仆啊。接下去苏英又谈到她和工人师傅的良好关系，这种良好关系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工人师傅对她的同情。有一次她问一个师傅看没看见报纸上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文章。那工人师傅说听人说报上有这么一篇文章。她说文章里说工人阶级的呼声是反右运动的根据。那工人说净胡扯，如果哪天见到写文章的人就问问他是从哪个工人口中听到的。她赶紧说千万别问，弄不好你也要倒霉的。他说我是工人怕啥，能给我也戴上右派帽子？她说戴不上右派帽子还能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呢。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