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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欧洲中央银行于2008年成立10周年时，笔者应邀撰写了《欧央行十年未解的悬念》，文章剖析了欧央行的困难，尤其是PIIGS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财政问题。这一担忧在2010年得到了应验，欧洲债务危机在这年二季度爆发。然而，这很可能还不是欧元麻烦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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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1）

对“大缓和”的流行解释，除了上文提到了经济运行出现变革之外，以伯南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功不可没。Ben　S。　Bernanke。　“The　Great　Moderation”，　At　the　meetings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　2004。得益于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家们更好地理解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尤其是对20世纪70年代滞涨机理的理解；同时货币当局增加了政策透明度，改善了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了反通胀的成本；特别是美联储在1987年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等动荡时期，推行果断有力的逆周期政策成功化解了金融恐慌。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The　Penguin　Press　HC，2007，09。然而，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有关“大萧条”的这一共识。时至今日，货币政策与这次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开放性问题，但货币政策当局要想完全撇开干系是不大可能的。

随着金融危机的升级演化和货币金融救助政策的创新实施，笔者以“危机中的货币政策”为主题撰写了一组专栏文章，对货币政策作了多角度的反思和评估。这组文章的第一篇，追溯了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首倡者瓦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这个问题上的经典论述，与之比较可以发现，美联储一系列的救市创新政策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白芝浩的最初界定。《次贷危机探源：　太阳黑子还是政治需要？》用轻松的笔调，猜测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个人对金融危机可能负有的责任，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周期视角的分析。第三篇专栏指出，虽然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打仗，但绝不同于“阴谋论”鼓吹者捕风捉影式的描述。文章强调，货币政策操作的技术成分越来越多，可预期性也不断增强，并没有太多的诡秘之处。第四篇文章《美联储能成功吗？》回顾了货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指出美联储激进的反危机政策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也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货币政策与多难兴邦》一文专门讨论了自然灾难期间的货币政策操作。越南当前的经济动荡集中表现在越南盾对内对外的同时贬值，可以说是出现了一场小型的货币危机，文章《谁动了越南的货币？》探讨了其中的货币政策原因。

此次危机从2007年夏天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多时间，金融危机虽然影响深远，但没有升级成第二次“大萧条”，究其原因，反危机的财政货币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次危机与“大萧条”相比，危机前的泡沫更大，资产价格的下跌程度也可相提并论。然而，实体经济的衰退要比“大萧条”时期缓和得多。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失业率最高时上升到10％，但在“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达25％。比较两次危机，可以清楚辨识的区别在于，主导危机救助的政策理念有了显著变化。“大萧条”时期，在财政政策方面，胡佛政府坚持财政平衡思路；那时货币政策仍受到“大萧条”之前的反过热和反通胀思路的束缚，犹豫而保守，反复而矛盾。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政府出台了大力度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央银行在将利率降至零附近后，创新了大量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人类知识的积累以及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得以惠及自身。

导读三（2）

然而，即便全球经济复苏能够如愿展开，全球众多中央银行也只成功了一半。在肯定反危机货币政策的同时，我们还要避免重复“危机—刺激—复苏—泡沫”的套路。尽管“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　Put）指格林斯潘针对金融市场的大幅下跌，倾向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