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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人的行为是过于简单的一个层面。做什么，是一瞬间的事；但在做之前，却可能辗转反侧，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历史只盯住了那一瞬间，将此前远为漫长的内心斗争置之不理。历史从来如此，但显然是荒唐的。历史的主体是人，作为主体，只有部分的真实性和表面的真实性被描述，而另一些虽然隐秘却无疑同样真实的内容任其缺失，这是一个可怕的黑洞，它会吞噬掉许多东西，将真相弭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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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5）

一旦目光越过严嵩“专权”十几年的“奸臣史”，回到嘉靖十七年，回到他最后心有不甘地对嘉靖斗胆说出“称宗说不敢妄议”的一刻，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所震撼。我在里面看到的，是挣扎、痛苦、沧桑与渺小，是理智与道德的激烈冲突，是曾经的信仰与现实的生存之间彼此的煎熬。我不光看到了自我背叛，也看到了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恐惧。

以更高的标准，我们可以去责备以至谴责严嵩，但我愿意放弃这样的做法。我的问题是，请告诉我嘉靖朝官至这个级别的人中，谁比他做得好一些？我没有看见。我看见的是半斤八两，五十步与百步。那么为什么放过其他人，单单谴责严嵩？难道就因为他在首辅位置上呆得比别人长得多，在侍奉嘉靖的过程中赔了更多的小心，说了更多的谎话，暴露了更多的卑微和丑恶？

也许是吧。但其他人位子坐得不牢靠，并非因为品质较严嵩正派；根本的真相是，相比于别人，严嵩不过更善于保护自己而已。以夏言为镜鉴，会异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夏言发迹，与张璁、严嵩等一般无二，俱以善窥帝意、巧为逢迎而进。张璁内阁时期，夏言被嘉靖当做制衡张璁的因素予以培植，夏言心领神会，很卖力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比张璁更积极，更乖巧。“帝制作礼乐【指更改郊礼、文庙祀典及庙制等，参前文】，多言为尚书【礼部尚书】时所议。”“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附】会。”“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献上唱和的诗，而且把它雕刻在石头上】以进，帝益喜。”｛80｝慢慢地，争宠中夏言胜出，位极人臣。

但夏言性格里，有一致命弱点，就是胜利了便骄傲，得志便忘形。当然，这是很普遍的人性弱点，当年张璁亦然。另外，他们两人还犯了另一个共同的错误：对嘉靖的宠信，真的相信，并真的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理所当然要被皇帝倚重。这比前一个错误更要命。他们不知道，来自嘉靖的宠信，纯粹是其权术的一部分。首先，嘉靖一贯拉一派打一派，在亲手树立某人威信的同时，立刻着手引入可以牵制、削弱他的力量，过了不久，就用后者打倒前者，使后者取而代之，然后再培植新的“捣乱分子”。这手法几十年不变，他从不曾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或者说，他对某人的“信任”，不过是基于对另一个人的不信任而已。其次，嘉靖深得《老子》“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81｝的真味，看上去的宠信，对他来说始终是加速其人败亡的绝佳手段。他甚至纵容和鼓励志骄意恣、自我膨胀。他用各种小动作来强化权臣被无限信赖的感受：大幅度地升他们的职，授予铸有特殊表彰词汇的小银章、赐诗，故意单独说一些私密的贴心话……他就这样诱导别人，让他们忘乎所以。很奇怪，张璁、夏言本来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却都不曾识破，都上了当。他俩大红大紫后，犯了一模一样的毛病：颐指气使，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从而为自己快速倒台铺平道路。

轮到严嵩上台，这才终于出现了一个将嘉靖心思看得比较透的人。

对付严嵩，嘉靖的手法没有改变，仍旧拉一派打一派，仍旧“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对前者，严嵩无可奈何，嘉靖是怎样培植徐阶充当对立面，对他实行钳制，他尽收眼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小心周旋。他之所以能逃出张、夏模式，任首辅达十五年不倒，关键是做人。在某种意义上，嘉靖遇到严嵩，才是棋逢对手。嘉靖心法阴柔，严嵩也深谙知雄守雌之道。嘉靖设的圈套，严嵩一概不钻，很早就远远避开。

或者吸取了张、夏的教训，或者严嵩本人的处世哲学使然，总之，严嵩是唯一发迹前后做人没有明显变化的人。之前他夹着尾巴，之后也没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依然低调，甚至愈加谨慎仔细。

嘉靖不视朝，隐居，但耳目遍布，经常派人秘密打探诸臣的动静虚实。夏言和严嵩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每次得到的情报，都反映说严嵩退朝后深夜仍在工作，特别是精心地为皇上写青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