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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其面，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屁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普遍适用的人间真理和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屁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来区分什么正邪。但仅就这两个人之间比较而言，朱允炆绝对比朱棣多一些“正义”，朱棣绝对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恶”，这个事实一万年也改变不了。

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举其特出者：一、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军，单丁者放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军，全家世代为兵，实际上是变相徒役；建文此举，不仅仅是裁军，更有解放生产力的积极意义）。二、赐明年全国田租减半，释放所有充军者及囚徒还归乡里。史家评为“不易得之仁政”｛16｝。三、取消朱元璋为报复江浙人民支持张士诚而制定的对两地加倍征收田赋，以及禁止隶籍两地者在户部任职的政策，使其田赋水平与全国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洪武旧政）。四、宽刑律，改革洪武时期“重典治国”之弊，朱允炆认为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善待各阶层人民】，共享和平之福”｛17｝。时人记曰：“【新政实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18｝五、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州并县，四年中撤州九个、撤县三十九个、撤各种税收机构（巡检司、税课局等）四百余个，力度之大史所罕见，抑制或缓解了“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19｝的政治腐败，足证明建文确有意于减轻人民负担。

所以，朱允炆当政虽只四载，但历来评价很好。正史称他的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20｝。民间和知识分子更不吝赞美，如“四载宽政解严霜”｛21｝，“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22｝。“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23｝所谓“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指建文年间，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号，将建文这四年并入洪武年号，故有此说。直到近代，史学工作者仍于调访中发现，“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朱允炆】为鼻祖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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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8）

削藩这件事，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权威角度来说，当然也是“正义”的。

然而，朱允炆“正义”来“正义”去，管什么用？他不光让“不正义”的朱棣战胜了，而且是被轻而易举地战胜的，他绝无还手之力，根本不堪一击。这原因实在很简单：朱允炆空有“正义”，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狠鸷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样的正派儒臣，却没有姚广孝那样的阴谋家，以及以宦官为代表的为着私利而叛卖而投机的一大群形形色色的小人。

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学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明史大家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

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屋号曰“正学”，所以后人也称他“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一位大臣】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

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年间的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权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

可实际上，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我看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一人，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

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