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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改封凉国公，有一种降格的意味；西征还京后，蓝玉自忖按功他可加为太子太师，但朱元璋只给了他次一等的太子太傅衔；在朝奏事，他的意见也几乎不被采纳。这边血气方刚，正怏怏不快，那边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撩其情绪，骄傲的将军终于被弄得举止浮躁，这时，专事侦探大臣言行的锦衣卫恰到好处地向皇帝提出蓝玉有谋反企图的指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迅速结案：蓝玉灭族，“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案涉“一公、十三侯、二伯”，一万五千人被杀，《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政治集团”，洪武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军事集团”———此距朱元璋辞世仅仅五年，相信这会使他阖上双目时比较踏实。蓝玉一案的内幕究竟怎样，无人得知，他要谋反的说法来源于朱元璋的御用特务机构，定罪过程也处在封闭、秘密的刑讯状态之中，但后人显然存有疑问，例如由清代官方修订的《明史》便只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没有把蓝玉列在其中，从而以这种方式表达了看法。

我曾在明中叶王锜所撰笔记《寓圃杂记》中，读到对蓝玉其人的间接描述，似乎在婉转地为蓝玉鸣冤。

作者回忆他祖上在洪武年间认识的一个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当时，他决心去京城（南京）闯荡，有友人因“时太祖造邦【建国初期】，法制严峻”而“坚阻之”，“【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后他以教书为业，住处与蓝府相邻，所收学生中因此就有蓝府仆人的子弟。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对他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见这位老师。当朝大将军、贵为公爵的蓝玉，肯结交一个教书先生，这令王行非常吃惊。见面后两人纵论韬略，神飞兴逸，十分过瘾。蓝玉敬重王行的才具，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将王请入府中居住，以师礼事之。不久，蓝玉事发被捕，有人就劝王行速逃，免受牵连，王断然答道：“临难无苟免。”留下来等死。在狱中，面对审问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竟故作愤世语，以请死姿态来抗议蓝玉蒙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那一万五千名被杀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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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5）

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绘两人展现出的正派形象，曲笔潜意，昭然若揭。从王行，我们可间接地想象与之引为知己的蓝玉的个性，也必是骄傲而磊落。以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势所难免。但祸根绝不在于蓝玉的个性，即使他善于抑己顺从又能怎样？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蓝玉在军中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是他长年征战带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统兵体系；朱元璋势必要在死前除此隐患，以保子孙皇位不受威胁。

冤魂缥缈

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

这绝非巧合，而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的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沐英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明史·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被法办】，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做人做到这地步，才保了平安。实际上，低调做人只是汤和“独享寿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朱元璋曾召见之，“与叙里辍鞠锩拧⒗锩牛�腹世铩抗示杉氨�思枘咽隆保�啊咎馈亢筒荒芏浴敬鸹啊浚��锥�选薄���说搅苏獾夭剑��岸疾换崴担�换徇低罚�匀灰簿涂梢匀盟�约豪纤溃�槐爻�羲�恕�

其他的人，则不能不是另一种命运。

徐达不仅是明初最伟大的将军，且公忠持谨，为人无私、识大体，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功勋盖世，但从不居功自傲，堪称古往今来职业军人的典范。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但朱元璋绝不会因此释疑。洪武十七年徐达患病，开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样子，朱元璋表现得很积极，几次亲往探疾，积极调集医生治疗。治了很久，徐达居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在此时，朱元璋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