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4 页)

外债约2万亿美元，占近四分之一。而且，从国债规模讲，今天日本国债是GDP的170％，意大利、比利时国债都超过GDP的120％，美国国债是GDP的70％。这些国家没有因高额国债或外债而产生金融危机、社会*，可是，1990年代的亚洲国家、1930…40年代的民国中国以及过去20年里的拉美国家却因国债、外债而频繁出现危机和社会*，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还在制度资本上，在对权力的制约以及政府预算过程是否透明上。实际上，不只是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承受公债的能力千差万别，即使回到历史上也如此。比如，16、17世纪时荷兰的国债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时荷兰国债折合人均公斤银子而西班牙国债仅折合人均公斤银子　，但前者的国债利息在3％至5％之间，西班牙在16世纪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兰没有因这种国债而衰败，而西班牙则从17世纪中叶开始衰落。18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债承受力也远比法国高，前者的人均国债高于法国，但那种高负债不仅没拖垮英国，反而是英国的国债利息只有法国的一半左右，让英国不断强盛。之所以英国（以及当年的荷兰）的国债融资成本比法国的低一半，其证券市场也比法国更发达，根本原因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所巩固的宪政制衡有关，那次革命之后英国王权受到议会的进一步制约，使国王不能随意征税、不能侵犯私人财产，财产税等只能由议会立法。由于议会更能代表社会的利益，并且其立法与决策过程也非常透明，这使证券投资者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愿意买英国的国债，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资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国的王权不受制约，国王的决策过程又不透明，多次对其国债赖账、拖欠利息，这些都无法让投资者对集权政府有信心，其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是否能长久靠赤字加国债发展，跟其制度架构分不开。

我们可能会说，既然中国的制度问题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带动增长的模式在以前20几年成功了，那么为什么今后不能再继续呢？——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增长的确可以是粗放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回报，甚至可以充满贪污*，但不能总是靠修路、架桥、盖大楼刺激增长，也不能指望社会对贪污*总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政府投资回报长期低于公债利率，如果财政被长期用于挥霍性形象工程并为贪污*提供基础，那么靠赤字或靠税收支持的财政开支只会是无谓地烧钱，使中国的负债能力快速下降，带来社会动荡。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靠赤字发展就没有希望。

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1）

近几年来，儒家文化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这些讨论不只是限于文化圈内，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生每周花多少时间读经、多少时间学习现代知识的问题。此外，要求立儒学为国教的呼声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学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还是一个全社会以及整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实际上，一些新儒家学者声称要“以夏变夷”、“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国家已拨款数亿在国外设立孔子学校，以具体行动在世界推广儒家文化。中国这么大，世界更大，做一些这类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其成效将如何则可能是另一回事。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文化为什么会在中国出现？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别的更“好”的社会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吗？“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现在人们发现，在当年打倒“孔家店”后，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还缺少什么才使个*利、个人自由难以扎根？

文化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今天的中华文化跟汉朝的汉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国文化、甚至民国时期的华人文化都不一样，其他种族文化的动态变迁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是什么在推动其变迁？为什么有的文化内容经久不衰而有的则时过境迁即消失？这里，我们试图从金融学、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尽量从文化之外的视角来理解文化。我们会发现，文化内涵必然是因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