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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生，相反相成，最后达到因敌制胜的目的。

应当看到，朴素的系统论不仅是中医学、传统兵学的精髓，也是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精髓，它是迥别于西方哲学的。瑞典系统论专家普里高津曾经指出：“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他的看法是非常中肯的。

再次，从指导思想上看，医学与兵学更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是防病如防敌。对于疾病，医家主张“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只有那些能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良医。对于敌人，兵家主张，“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平时就要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将帅也才能被称为良将。良医本着治病如治寇的负责精神，因而能够高度重视对疾病的预防，做到防微杜渐，加强防范。

二是择医如用将。南齐褚澄说得好：“知其才智，以军付之，用将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医之道也。”（《褚氏遗书》）打仗要委派良将指挥，治病要选求良医诊治，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古代所谓良将必须“智信仁勇严”五德兼备，也就是说，必须德才兼备，智勇双全。只有将才而无武德的将领只能称为“名将”而不能称为“良将”。同样，只有医术而乏医德的医生只能称为“名医”而不能称为“良医”。“良医”必须做到“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广收方论，博通义理，明运气，晓阴阳，善诊切，精察视，辨真伪，分寒热，审标本，识轻重”（《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如能选择这样优秀的医生治病，何病不克，何疾不愈？

三是用药如用兵。兵凶战危，是一种关乎国家军民生死存亡的暴力行为。古代的医家看到，“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千金要方？食治》）！这是从“兵”与“药”的特性上说明二者具有“刚烈”的共同特点，因此用药要慎之又慎。

古人还从用药之法“贵乎明变”着眼，看到灵活多变的共同点。徐春甫《古今医统》指出：“治病犹对垒。攻守奇正，量敌而应者，将之良；针灸用药，因病而施治者，医之良也。”这是医家以用兵来比喻用药。《白豪子兵》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这是兵家以用药来比喻用兵。显而易见，“兵”与“医”即使不像徐大椿所认为的同源，但也的确是相通相用的。

以上择其要者，略举数端，旨在说明把兵学原理移植到医学之中，特别是中医学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启发人们的意智，开阔人们的视野。宋朝哲学家程颐说得好：“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伊川易传》卷三）他说的用来统率万事万物的“一”，就是哲学。具体地说，就是思维方法。掌握了这种思维方法，就能架起沟通兵学与医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在中国古人的辞典中称为“悟”。对此，明朝著名学者黄宗羲曾说过一段非常透辟的话：“为学为教，舍自得别无他路。欲自得，舍悟别无他路。”（《明儒学案》卷二十六）钻研任何一门学问，关键要自己确有心得，确实掌握要领，得其精要。之所以能够“自得”，关键又在于“悟”。所谓悟，就在于通过正确的学习，切实的深造，在具有丰富经验和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触类旁通，默识心悟，开启新的学术天地。不难设想，倘有精通医学与兵学者，在这个领域深入开掘，未尝不可以创造医学理论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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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1）

第一章　医德如将德　/1

刘邦说：“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史记？高祖本纪》）打仗要选将，是因为战场之上有良将，也有庸将。秦赵长平之战中，因为赵王选将不当，任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帅，赵军惨败长平，险些亡国。

同此道理，择医之所以重要，也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良医与庸医的存在。明朝顾炎武说：“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日知录》）

1．天地之间，莫贵于人/2

资料链接：医德比医术更重要/4

2．禁祥去疑，信医不信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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