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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症如扫”。他总结自己的心得说：

时珍思之，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遂用升麻葛根汤和四君

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杯助之。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隔爽

快，手足和暖，头目清明，神采迅发，诸症如扫。

——《土当归·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

李时珍医案多数没有保留下来。这一医案记述相当完整，对疾病的起因、

发展、各种症状、医疗过程，以及最后辨证结果、处方原则、治疗效果，都

一一叙述清楚。由此人们可对李时珍在医疗实践中整个格物穷理的过程有完

整的了解。后代医学家若遇清阳郁遏之症，则可引为借鉴，举一反三，更应

效法他的格物精神。

（二）格物穷理，力戒主观

辨证处方，最忌先人为主，根据一点表面现象就下结论。李时珍结合自

家的临证经验，常对前人留下的医案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独到体会。周密

《野语》记载一则医案说：“临川周推官，平生孱弱，多服丹砂、乌、附药，

晚年发背疽。”经不少医家诊治，都认为患者服丹石过多，应投以解毒药。

表面看来，这一治疗原则是符合常理的。可是久治无效。后来另一位老中医

诊脉说，这是属于阴极证，“正当多服伏火丹砂及三建汤”。先用小剂试验，

继用大剂，三日后用膏敷贴，半月而疮平，先后服三建汤150　服，把病治好

了。根据这一记载，李时珍深思这位老中医的结论为什么同“前诸说异”呢？

领会其中道理说：“盖人之脏腑，禀受殊方，在智者辨阴阳脉症，不以先入

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止。（《丹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521

页）李时珍的体会对人们的启发很大。从认识原则上说来，就是要克服主观

成见，遇事从实际出发，深致格物之功，才能”妙入精微”，不落常套。

照常理讲，丹砂不可久服。周推官多服丹砂，晚年发背疽，医家“悉归

罪服丹石”，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忽视患者脏腑之禀赋有差异，一概而论，

不能不事与愿违。李时珍着重指出，药物的五味、四气本性是“一定不变”

的，由于患者“五脏有异”，患病的“四时”不同，应当全面考虑灵活运用。

他说：“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敛、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

者也。其成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

性也，其于五脏补、泻、迹迭相施用也。”（校点本第一册，第75　页）不考

虑五脏、四时差异，只凭四气、五味的常理处方治病，违反格物穷理的基本

原则，不免犯主观主义错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一再告诫人们，努

力克服主观主义，遇事“不可一律论”，不只对病症不可一律沦，就是每一

种药物本身，根、茎、花、实，单使、兼用、两用、全用，也大有区别，都

应细心格物。他写道：

本草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木通之茎，　款冬之花，葶苈之实，胡桐之泪，龙

脑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蜀漆、常山之类是也。

有全用者，枸杞、柑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　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伏苓，

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

（三）药物变化无穷，物理亦无穷

李时珍指出，同一种药物，人们对它的性质、效用的认识，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还有很大的不同。古今药物变化无穷，格物亦无穷，时代愈变迁，

愈加显示格物穷理的重要性。《忍冬·发明》写道：“（忍冬）昔人称其治

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后世不复知用；后世称其消肿、散毒、治

疮为要药，而昔人并未言及，乃知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辄论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1235　页）昔人从当时医疗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