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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在红军总医院（2）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下来，有一支娃娃卫生队，要照顾好。

吃过晚饭，我们疲惫不堪地摸进一间草棚，不分男女，挤在松软的稻草地铺上，呼呼大睡。

在沿途红军兵站的照料下，我们这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