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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反清灭洋起义运动。其声势之大，遍及川东，震撼重庆。市上人心惶惶，准备逃难。各商号皆抛售存货，换取现金，物价大跌。各票号更是焦急万分，他们一方面要找个可靠的“下家”将手中的现款放出去，另一方面又要找个可靠的人帮助将放出去的钱收回来。谁最可靠呢？大家都把目光瞄准了以“稳重谨慎”闻名的杨文光。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一个票号掌柜请杨文光帮助的情景：

“杨掌柜，我已是第四次找你了，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就算是帮我这个忙吧！”山西票号李掌柜几乎是在求杨文光了，“我手中的几万两银子全放给你，多少利息都可以；我外面的放款，你也帮我收了，收多少算多少！”

已经有好几个票号的掌柜这样求杨文光了。杨文光的心里也很矛盾，他想了一下说：

“李掌柜，不是我不帮你，我也不敢冒这个险啊！你想想，万一余栋臣打进来，遇到不测，我怎么对得起朋友？我用什么钱还你？我确实爱莫能助啊！”

说完，杨文光继续吸着水烟袋。

李掌柜见状，知道杨文光心里在掂量，又狠了狠心，再次杀价：

“杨掌柜，我们合作多年，这次的忙请你一定要帮！我的银子就算是请你代我保管了，不说啥子利息不利息了；如果你帮我代收放款，我再付你手续费。你看这样如何！”

杨文光放下烟斗，从椅子上站起来，背着双手在室内踱着方步，沉思了好一阵子，说道：

“好吧，就照你说的意思，让我再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不过，真遇不测，可与我无关呀！”

李掌柜走出聚兴仁商号，嘴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里却直骂娘：

“你杨文光可真狠心，乘人之危，大大压价！”

但除了杨文光，他又能找谁呢！无奈，他只好忍了。

在室内踱着方步的杨文光，表面十分平静，内心却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逃，还是留？”杨文光反复地问着自己，“逃，就必然像其他人那样，得降价抛售存货，肯定要大亏血本，于心不甘。留呢？若余栋臣打到重庆，不但财产保不住，可能连命都会搭上；如果余栋臣被清军消灭了呢？那不是可以大大发财了！”

杨文光一下子想到洪秀全起义，当时洪秀全已定了都，建了国，称了王，但最后还是被清军消灭了，而小小的余栋臣又能成什么气候呢？必败无疑！想到这里，杨文光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俗话说“要得富，险中做”，向来稳重谨慎的杨文光决定在别人纷纷外逃时，孤注一掷，“人弃我取”。于是杨文光便和李掌柜等很多商人票号立下字据，签下协约，帮他们存银子，收放款，不但不付利息，还有手续费可得；同时又用这笔现款购进大批跌价土特产，装满重庆的几个仓库；在上海也大量进货，运存于汉口、宜昌、万县等地，伺机高价出售。

果然，几个月后，传来了余栋臣被剿灭的消息，川东局势逐渐稳定，重庆市场也活跃起来。

这时的杨文光，手中控制的大量商品，完全可以左右市场的价格。他一方面将价格扶摇直上的川货运往上海，另方面又将下江货在重庆高价出售。仅这一年，杨文光便盈利六十万两，为其投资一万两的六十倍。由此，杨文光成了重庆商界的殷实大户，“杨百万”的大名传遍山城。

“要得富，险中做”，“人弃我取”，成了杨文光发家的重要秘诀。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０四年），杨文光已开设商号十余处，购置田产数百亩，奠定了杨氏家族财产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乃是他的三子杨粲三。

初掌聚兴诚商号

杨氏家族中的杨文光，在长期的商战中，深深地体会到要使杨氏家族长盛不衰，“非人力财力相辅而不能成功”。因而他特别注意对杨家子弟的培养，以造就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一八九八年，杨文光就仿照《朱柏庐治家格言》，制定了《杨依仁堂家规》，将“勤俭谨和、量入为出”八字作为全家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其意就在于“愿得忠厚仁慈、读书明礼之辈，有其人以保吾家，余愿足矣”。到了晚年，他更将培养接班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杨文光曾在家中设立私塾，延聘有名望的先生执教。杨家子弟很小即被送进私塾发蒙。先学《三字经》、《百家姓》，后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杨文光经常到学堂中巡视，态度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