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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宋子文闻讯曾专程由南京到上海责问唐寿民。一九三四年国申新纱厂一事,陈光甫对宋子文更加疑惧。一九三五年张公权洒泪去职,令陈光甫有物伤其类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
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满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
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前于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启行,十天后飞抵美国首都。
在美期间,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二千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一九四0年五月三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
陈光甫虽有劳绩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所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
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
“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
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破坏的严重,他希望战后中国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督励行员以新的姿态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然而他的这些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阻碍。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以苏民团”,被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所代替,带来的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他寻求银行新发展的企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他所推崇的“忠诚廉让”的社会道德风尚并没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诈贪霸”恶劣世风却愈演愈烈。’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已一败涂地,于是有国共和谈之议。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
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
人生的尽头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前些天爱女淑英与女婿吴世爵还搀扶着他去了阳明山,那里温泉瀑瀑,瀑布声声,花红草绿,风景如画。山上遍植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自从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他都前去游览。今年虽身体不适,还是去了。这时,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地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自觉地想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名不见经传到为世人所瞩目,步步皆注有他的心血。当年他常说:
“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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