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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的时候，他盯着我的脸，露出一种说不清是什么的表情，大概是有点儿惶惑吧。现在他站在我身旁，看着长工们汗流浃背地使劲拽门环，他有些迷惘。锈住的铁器发出吱吱扭扭的剌耳响声，房门随即大敞四开。我又看见了大街，街边的房屋上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白色尘埃，整座小镇显出一副像破烂家具一样的可怜相。似乎上帝已经宣判马孔多是个废物，把它撂到了一个角落，那里堆放着所有不再能为造物服务的镇子。

亮光猛一进来，孩子被晃得睁不开眼睛（门打开时，他的手颤抖了一下）。倏地，他抬起头来，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他问我：“听见了吗？”我这才发觉左近的院子里一只石鸻鸟正在报时。“听见了，”我说，“大概有三点了吧。”这时，响起了锤子敲打钉子的声音。

我把脸扭向窗户，不想听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撕心裂肺的声音，也不想让孩子看见我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看到我们家门前那几棵落满灰尘的凄凉的杏树。在那股无形的毁灭之风的冲击下，房子也快要默默地坍塌了。自从香蕉公司榨干了马孔多的油水以来，全镇的处境都是如此。常春藤爬进屋里，灌木丛长在街头，到处是颓垣断壁，大白天就能在卧室里看见蜥蜴。我们不再种植迷迭香和晚香玉了，好像从那以后，一切都毁了。一只无形的手把放在橱里的圣诞节用的瓷器弄得粉碎，衣服也没人再穿，丢在一边喂虫子。门活动了，再也没有勤快人去修理。爸爸在跌跛腿以后，不再像从前那样精力充沛，到处活动了。雷薇卡太太过着枯燥乏味、令人烦恼的守寡生活，整天守在永不停转的电风扇后面，盘算着那些缺德事。阿格达下肢瘫痪，病魔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安赫尔神父好像没有其他乐趣，只是天天吃肉丸子，到午睡的时候，又感到胸闷胀饱。没有变化的似乎只有圣赫罗尼莫家孪生姐妹的歌声和那个总也不见老的神秘讨饭女人，二十年来，每逢礼拜二她都要来我家一趟，要走一枝蜜蜂花。白天，只有那辆布满灰尘的黄火车的汽笛声一天四次打破小镇的宁静，然而火车从来没有从这里带走过一个人。入夜，香蕉公司撤离马孔多时留下的那座小电厂发出隆隆的响声。

从窗子望出去，我看到了我们家。我暗地里想，继母大概还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也许她在琢磨着，等不到我们回家，那股将全镇席卷而去的恶风就已经刮过去了。所有人都会逃之夭夭，只有我们留下来，守着那栋装满箱笼的房子，箱子里装着祖父母的日用品和衣服，还有我父母逃避兵祸来到马孔多时马匹使用过的帐子。出于对早年死去的人们的怀念——他们的尸骨即使挖地三四十米恐怕也难以找到了，我们不肯离开这块土地。从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天起，那些箱笼就放在屋里。今天下午，如果那场恶风不刮起来（它将会把整个马孔多，连同尽是蜥蜴的卧室以及因思念往事而变得沉默沮丧的人们一扫而光），等我们送葬回来，箱笼依然会放在原处。

外祖父霍地站了起来，拄着手杖，小鸟一样的脑袋往前伸着。他的眼镜戴得很牢，就像是脸的一部分。我想我可能戴不了眼镜，只要一动，眼镜就会从耳朵上飞出去。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拍着鼻子。妈妈看了看我，问道：“疼吗？”我说不疼，我只是在想我戴不了眼镜。她微微一笑，长长地舒了口气，对我说：“衣服都湿了吧？”可不是，衣服贴在皮肤上，热烘烘的，那厚厚的绿灯芯绒衣服的领口封得紧紧的，一出汗，衣服都粘在身上，挺憋气的。“是的。”我说。妈妈俯下身来，给我解开了脖子上的带子，还用扇子给我扇脖子。她说：“等回到家里，好好歇一歇，洗个澡。”我听见有人在叫：“卡陶雷！”

这时候，那个挎手枪的人从后门进来了。走到门口，他摘掉帽子，蹑手蹑脚地往里进，似乎怕惊醒死者。其实，他是要吓唬一下外祖父。他一推，外祖父朝前一栽，晃了一下，连忙抓住那人的胳臂。那几个瓜希拉人不抽烟了，排成一溜儿坐在床上，活像落在屋脊上的四只乌鸦。挎枪的人进来的时候，乌鸦们正弯着身子悄悄地交谈，其中一个人站起来，朝桌子走去，顺手抄起钉子盒和锤子。

外祖父站在棺材旁边和挎枪的人说话。那个人说：“请放心，上校。我担保不会出事。”外祖父说：“我也不认为会出什么事。”那个人又说：“可以把他埋在外面，靠公墓左边墙外的那块地方，那里的木棉树特别高大。”随后，他递给外祖父一张纸，说：“您瞧吧，错不了。”外祖父一只手拄着拐杖，伸出另一只手接过那张纸，揣进外套的口袋里。那只带链的方形小金表就在这个口袋里。然后，他说：“不管怎么说，该出的事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