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3/4 页)

子

我家在台北与大名鼎鼎的白崇禧将军隔壁。白家小孩多，亲朋好友更多，还有大批以前的随从，整日人进人出，不时传过来京戏和喝彩的声音，门口的空地一下变成他们的农场，白将军还爱上山打猎，带回果子狸在笼子里一夜嘶嚎，的确是热闹非凡。两家的大人偶尔还打个招呼，小孩子却漠然不相往来，只是把隔壁的把戏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我进了台大，突然发现刚创刊的《现代文学》居然是白家儿子的杰作，这一下才对这位对门居的美男子侧目以视。

1960年的台湾，政治保守压抑，文化艺术死寂。《现代文学》像是突破黑夜而来的一道火光，给文艺界带来无比的震撼和光亮，也供给年轻人一个自由创作的天地。很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都在这儿发表。我自己也在《现代文学》投下生平第一篇作品，当时胆战心惊地不敢用自己的真姓名地址。等到文章发表了，兴奋如狂，环顾左右，觉得天地都再也不一样了。《现代文学》后来登了一则启示，请荆棘赐示地址，可是我却羞涩胆怯不敢出面。白先勇到二三十年后才知道邻居的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因为《等之圆舞曲》，我应“文星”的邀稿而写《南瓜》。由于《南瓜》，我才陆续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先后出了四本书。（第四本记录我的非洲蛮荒行，书名《金蜘蛛网》，时报文化公司印行）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文学》，如果文章没被《现代文学》采用，我绝对不可能开始创作。所以当我的《虫及其他》一书出版时，鼓起勇气请白先勇为我作序。我说，你一定不知道，到今天我还丢不开文艺创作，都是你当年“害”的。

白先勇写了《邻居的南瓜》，写了好多台北松江路的童年往事。圣塔巴巴拉的院子养植凄美的茶花，满室飘荡兰花的幽香，在那儿第一次正式会晤到我当年的邻居，为我写序的人。对面的男子仍然俊秀出众，气势如虹。我提到自己时间的紧凑和工作的压力，如今投稿又如是难被采用，出版的书也没人去看，我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还要写作？

“为了永恒。我们都会消失的，只有我们留下的创作！只有这些文字才是永恒的。”男子沉静而严肃地说，他的影像在我眼前渐渐扩大，从松江路的一角延伸到圣塔巴巴拉延伸到世界。

那么就写吧，不管有没有园地可发表，不管有没有读者要看。哲人说“我思故我在”，我也对自己说“我写故我在”。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1）

1990年9月的中旬，我在北京听到台湾传过去王祯和逝世的消息，当时心中不禁一震。虽然知道王祯和多年疾病缠身，但是突来的噩耗，一下子还是难以接受。王祯和跟我是60年代一齐写小说的文友，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又曾经参加过《现代文学》。同侪凋零，令人惊心。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奋勇地在抵抗癌症的侵袭，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病中，创作欲特别旺盛，写出一本一本的小说来，文学创作，似乎变成了他的武器，挑战病魔，揶揄死神。可能他相信，只有艺术不朽，能够超越死亡与时间。然而这样一个强韧的创作生命，竟也不支倒下。王祯和盛年殒折，是台湾文学重大的损失。

王祯和和我私下往来并不多，可是我们却曾结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文学因缘。王祯和在台大二年级时候写成的第一篇小说，是他亲自交到我手上替他发表的。我看了《鬼？北风？人》，当时便警觉到，这篇小说是一个新的声音，一个新的文学感性，《鬼？北风？人》登在《现代文学》第7期，那是1961年3月，王祯和才二十岁，写出了他出手不凡的第一篇创作，那一期我们用了顾福生的画做插图。我替王祯和的小说选了一幅题名为《我要活下去》的素描。画中是一个没有头的人体，双手却倔强地合抱在胸前。这幅画颇能点题，有点像小说中秦贵福的姿态。杂志出刊。我们在文学院的走廊墙壁上贴了一张大海报，把“我要活下去”也画了上去，以王祯和的小说为主题。一个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刊出，一定是很兴奋的，王祯和在回忆《现代文学》的一篇文章《二十七年前》中这样写道：

当时文学院贴出海报宣传。我低着头从海报下走过去，又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看别人的表情。正巧母亲从花莲上台北，我就领着她去看海报。那时候真年轻，写出小说那种得意欢喜，现在就不太一样了。

后来接着王祯和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快乐的人》《永远不再》（后改题为《夏日》），这两篇小说也各有特色，已经看得出来，王祯和是一个在小说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