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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契之论？还是古之四凶共工、（马雚）兜、殛鲧、三笛之语？“

赵顼刚才浏览《辨奸论》时，一目十行，对这一段议论根本没有细看。经王安石这一逐字逐句地朗读，细品其味，不觉色变，连连击案咆哮：“这，这不仅是影射朕躬，而且是诬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之圣明！朕越是宽容，彼等越是放肆！两权之争，必分胜负，卿有何良策以教朕？速奏！”

王安石叩头禀奏：“尧舜之世，有皋、夔、稷、契四贤，也有共工、（马雚）鬼、殛鲧，三笛四凶。时人有语：”四凶逞谗，天下大乱；除去四凶，方成盛世‘……“

皇帝赵顼霍地站起，激动地立下谕旨：“好！朕意已决，就向那些反对‘变法’的‘四凶’开刀！”

风云突变。

由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带头掀起的弹劾风暴，在震撼朝廷三天之后，突然变成从吕诲开刀的罢贬狂潮。凡是呈表弹劾王安石的官员和虽然没有呈表弹劾、但与弹劾有关的朝臣，一律被看作是反对“变法”的“四凶”，而遭罢贬：知谏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知邓州；知开封府吕公著，曾接替吕诲当了一个月的御史中丞，被贬知颍州；侍御史刘琦，被贬为处州盐酒务；御史孙昌龄，被贬为鄂州通判；殿中侍御史钱（岂页），被贬为衢州盐务；监察御史里行刘挚，被贬为监衡州盐仓；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虽未弹劾新法，亦非吕诲亲信，但因出言不满如此大规模地罢贬御史、谏官，也被贬知河中府；枢密剧使吕公弼（吕公著之兄）虽未呈表弹劾，但对“变法”不满，被贬知太原：“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与吕惠卿有争，并写信给王安石谈“青苗法”可能出现之弊，被贬为河南府推官。

……

朝廷一些元老重臣，也在这场罢贬狂潮中寂然失位失权：宰相富弼罢相，居家休养；原参知政事张方平去职，等待外任；原宰相曾公亮，出知永兴军，去了京兆府；领“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回到福建建阳老家，居母丧守制；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免职，以本官致仕；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离职居闲。

……

时历两个月的罢贬狂潮，卷走了重臣，御史、谏官达三十人之多。

随着狂潮卷动，王安石的支持者、舒亶、李定、谢景温、韩绛等，都进了谏院、御史台和其他中枢机构。

接着，争论已久的“青苗法”无争论地出了台，并铁骑快马、雷厉风行地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

封建皇朝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皇帝的一言九鼎。但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并非一切事务都决定于皇帝一人。特别是在皇帝年幼、年轻的时期里，皇权的实施往往是由朝廷重臣决定的。朝廷权力机构相互制约功能的存在，是保证君权正常运转的必须。监察与弹劾机构的功能，除了匡正朝政缺失外，也包含着对皇帝和重臣说力的约束，当然，这种约束同样是为了正确的实施君权。对监察和弹劾机构功能发挥程度的大小，往往是一个朝代政治清明程度的标志。又因为这些机构往往是当时士大夫聚集和表演政治理想、才智的舞台，因而又成为一个朝代知识文明是否繁荣的象征之一。

在年轻皇上赵顼的支持下，参知政事王安石大跨了一步！而这一步似乎走过了头。他为了推行新法而罢贬反对“变法”的“四凶”，也许是势之所使，不得不为，是必须而果敢的“霹雳手段”。但他却把许多不属于“四凶”的进谏者都撵出了朝廷。他堵塞了“言路”，也就为他的“变法”和他个人的命运自掘了壕坑。

罢贬狂潮在八月下旬秋风初起的时候平息了，留下了一个寂寞无争的朝廷，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一个大权在握的王安石，一个沉思的司马光和一个沉默的苏轼。

篇十 御街　苏轼客厅　菊花会

十州佳菊会京都，花瓣若雨，花阵若霞。

明天，苏辙就要离开京都了。

九月九，重阳节。繁华的御街，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菊花的世界。

朝霞瑰丽，五彩纷呈，秋菊盈街，花色斑斓，馨香弥漫，锦绣满目。万千盆黄色金菊沿着带状河、黑漆权栏排列、竞逞华丽；万千盆雪白的银菊随桃、李、梨、杏弯枝吊挂，竞展艳姿；御街两侧彩棚飞架，紫菊成门，酒香漫漫；沿街高耸的画阁红楼，墨菊透窗，倩影频频。黄灿灿，若黄金铺地；白花花，若白银蔽室；红彤彤，若红霞万片；碧莹莹，若碧玉闪光。京都的重阳节，暂时销尽千般愁绪，哄起一团畸形欢乐。

这个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