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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兵败”之后，已无“用兵西夏之力”了，而且，“革故鼎新”伊始，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司马光思之良久，欲以“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之策以对应，企图以军事上的让步，物资上的封锁，维持边境上的安定。并于今年三月二十日议商于政事堂，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等人强烈反对，苏轼的直言谠谏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神：“王安石对西夏待进攻之策虽不成功，但仍可激发将士黎庶同仇敌汽之气，其失在于豪言荡天，举措空空；君实‘一者返其侵疆’之策断不可用，自堕将士黎庶之气，动摇军心，倘西夏得六处要塞而作为侵扰跳板、则西北边防溃散矣……”司马光原是不谙军旅之人，战和之策难定，终于在束手无策中病情加重了。

四月十八日入夜时分，司马光孤独地倚在书房里的软榻上，忍着病痛的折磨，怀着苍凉的思绪，蒙着昏暗的夜色，默默思索着朝政的现实和未来。如何消除西夏侵扰之患？如何使嗣皇贤明英达？如何使群臣廉洁奉公？如何使黎庶安居乐业？如何使百官衣食丰足而清廉尽职？如何使世风趋于朴实？如何德化天下以中兴社稷……沉重的压力，使他焦乱于心，哀伤于怀，明知自己病起无望，时日无几，却丢不开任重道远的缠绕，自罚自斫着。他稍感宽慰的是，这次中枢班子改组的顺利落实，文彦博已从洛阳来到京都，吕公著已开始总领中枢事务，鲜于亻先已接管了朝廷的财权，范纯仁已主持枢密院，程颐已开始了对年幼皇帝的辅养，总算为“革故鼎新”的未来确立了一个忠信不移的执权核心。他多么盼望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鲜于亻先今夜能来此叙谈，以商议未来的朝政大计。可他们近来都忙于权力的交接，无暇来此。司马光抬手点燃身边几案上的蜡烛，侧身几案，提笔濡墨，在笺纸上一笔一划地记载着此刻自己思索中所触及的种种有待于进一步议商的事宜。

司马光的右手也因病情的恶化运转不灵了，笔墨落纸，字迹已失去了昔日的严谨秀气，但他严谨之风不改，仍在艰难地规笔矩墨而运作。儿子司马康急步匆匆地走进书房，稳住脚步，迟疑片刻，把一份奏札呈放在父亲的面前，声音嚅嗫地说：“父亲，这份奏礼是江宁府今日午前送至朝廷的……”

司马光放下手中的笔，打开奏礼一看，是关于王安石病故、江宁的禀奏，他“啊”的一声，整个的人全然呆住了。司马康轻声宽慰父亲：“这份奏折晦叔伯（吕公著）已经看过，现已进宫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去了。”

司马光似不曾听闻，展开奏札细览，泪水滚落，滴嗒在奏札上。览毕，闭目吁叹：“逝者如斯，介甫如此冷清地离去，光有愧于心啊！介甫当知我心，介甫能知我心吗……”

司马康看见父亲哀痛自疚之情，神情亦为怆楚，他轻声提醒父亲：“介甫公之大哀，朝臣待之冷漠，有人竟有‘欢欣’之色……”

司马光睁开眼睛，目光森然，微微摇头，沉痛地闭目思索，泪水在消瘦的面颊流淌。苦涩的泪水，展现着司马光苦涩的心音，他咽泪说：“取酒来，取三只酒杯来。”

司马康急忙取来一瓶杜康酒和三只酒杯放在几案上。

司马光面对几案而端坐，恭敬地摆置酒杯成鼎，恭敬地拿起酒瓶斟满酒杯。默思良久，俯身几案，展纸走笔：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进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低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囗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已）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定《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