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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上如何把握？中美建交的同时是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对台湾当局是个沉重打击，对台宣传的政策、策略如何变化更有利于统一？等等，都作了及时的研究，采取了相应对策。例如，中央电台在对台湾广播中不再使用“蒋匪帮”，把“解放台湾”改为“和平统一”，后来中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中美建交后不久，1979年1月28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央电台及时作了报道，对中美关系的宣传又一次掀起高潮。

中央电台战备广播方案（1）

无论发生什么战争，中央电台的声音都不能中断。当时中央电台的各种战备措施，必须立足于早打（随时都可能爆发）、大打（战争有小、中、大三种可能，最坏的可能是占领中国的一部分土地，甚至北京）。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把“备战”摆在了首位，足见毛主席的重视和心理情结。毛主席不仅提出，而且切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备战”措施，真的在“准备打仗”，如加快三线建设，实行全民皆兵和“深挖洞、广积粮”等，广播电台自然毫不例外，而且是重点部门。

毛主席非常重视广播的安全

毛主席把发生战争的形势看得非常严峻，源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大陆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中苏关系破裂，摩擦和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在这一形势下，毛泽东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

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更加严峻。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中苏边境摩擦不断升级，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立即在全国形成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宣传上连续报道，备战气氛急剧升温，箭在弦上，中苏之战似乎有一触即发之势。珍宝岛事件后，战备工作抓得更紧、更实，随时“准备大仗”。1969年8月28日，中央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通知（“八二八命令”），从此广泛进行战备教育，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各机关开始人员疏散、精简、下放。9月15日中央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充分提高对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革命警惕性，“牢固树立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观点，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加强革命的纪律性。城乡各单位都要认真检查落实战备，特别是国防工业及水、电、运输、通讯、广播等要害部门”。

中国各新闻媒体一方面把宣传“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要准备打仗”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必须认真搞好自身的战备建设，确保在战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做好宣传报道。广播是战时宣传和战时全国动员最强有力的宣传舆论工具。毛主席一向重视广播电台的宣传和安全问题，每逢国内外斗争尖锐的时刻，直接过问广播的事。1962年，毛主席在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总理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当天下午，周总理就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的会议，从内外两个方面研究落实如何加强中央广播局党的领导、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等问题，从内外两个方面加强电台安全，随后周总理接连到发射台去视察。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谈到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广播局代局长邓岗后来在传达时说：“毛主席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办好广播，有关战备工程是一件大事。’”邓岗说：“毛主席对广播局的战备工作很关心，在党的十届一次会议上就问到这个问题。广播局要安定，不能乱，不同于报纸。要在两三年内建设一支坚强的广播队伍，真正做到中央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类似的话，姚文元也多次传达过。他在一次批阅在天津召开的“广播规划会议”的报告时，也提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1974年11月14日，姚文元在谈到广播电视宣传时又说：“战备工作是件大事。毛主席在十大一次会议上就问我，广播局的战备搞得怎么样？主席最近同外宾谈话，一再谈战争的危险性，广播局要把战备搞好，要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

战备宣传与中央电台的备战措施

战备宣传与备战工作一直是中央电台紧迫而重大的任务。当时，中央不断下发有关战备的文件，各地都作为头等大事去抓，全国的备战气氛异常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媒体的宣传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