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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家买出来的，其中多数是北方刻本。上海旧书铺有江西版、四川版、安徽版，连华南的刻本都有。还有许多好书，是从浙江宁波天一阁及常熟铁剑铜琴楼两大藏书楼所流出来的，所以他说上海旧书铺未可藐视。

胡适欢宴 童年老师

我陪着胡适到南市各地访旧，那时节上海的交通只靠一条环城电车，在城内城外的大街小巷没有电车，只能靠人力车代步。胡适对人力车坚决不肯坐，认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所以来来往往，大家只靠两条腿走。

我们一路走一路谈，胡适的谈风极健，每谈完一件事，都要大笑一阵。而且他的态度非常客气，尤其因为我那时正在青年，他更诚恳和亲切。只是讲到若干场合，他会隐隐地流露出异常骄傲的样子，一点也不肯迁就别人。

胡适娓娓不休地谈论他童年时的情况，最得意的是考进澄衷学堂连跳几班，这间学堂是由商人叶澄衷捐地数十亩，捐资十万两倡办的。他在谈话时问起我叶澄衷的后代近况如何？我就讲出叶家的情况，在霞飞路有一间大住宅（后来改为新的虹桥疗养院），在江湾有一个叶家花园，子孙很多，其中有一个孙子叫做叶仲芳（别号小抖乱），这位少爷行为荒唐不羁，报纸上几乎常有他闹事的新闻，胡适听了摇头叹息。

他在谈话中又问起他在澄衷学堂中有一位老教员而且担任过校长的谢观，我说：“谢利恒先生，现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出版了好多地理书和中医书，商务出版的《辞源》，他是编辑人之一，一九一七年受上海名医丁甘仁之聘，担任中医专门学校校长，我本人就在那间学校毕业的。”他听见我这番话又极高兴，要我想办法约谢老师吃一餐饭，由他作东道。

我到谢老师那边，约定了一个日期，一同在大新街“松月楼”吃素斋。谢老师见了胡适的面，就谈起澄衷学堂对历届毕业生的考卷，始终完整地保存着，他记得胡适写的九宫格大楷也在其内。（按：三年后澄衷学堂举行展览会，曾经展出胡适习字卷。）

胡适听了很高兴，他说：“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学堂启蒙读本》，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是否现在还能觅到一部？”谢老师说：“我本来有两部，一部在进商务编译所时，作为编著《共和国教科书》的参考资料，一部藏在家中，我可把这部送给你作为纪念品。”胡适听了逸兴遄飞，连饮了好几杯酒。饮罢，就一同步行到北浙江路火车站相近谢老师的寓所去取书。这部教科书是油光纸印的线装书，他摩挲很久，因为幼年时读过这部书，他受书之后，就请谢老师取出两张宣纸，一连写了两幅屏条，一幅送给谢老师，一幅送给我。

大约三天之后，胡适又要我陪同到虹口塘山路澄衷去，那时澄衷已改名“澄衷中学”。那天恰巧放假，没有见到什么人，但是胡适还是巡游操场、课室等处，盘桓了三小时，大发“思古之幽情”。

这次会见胡适，他再三再四地告诉我，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还建议我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我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　想看书来

同乡前辈 大发牢骚

胡适何以辞去了北大教授到上海来，我并不知道内中情形，只知道那时胡适在上海并没有任何职务，住在老惠中旅馆，中午一定到亚东图书馆进午餐，饭后就和汪孟周等打几圈麻雀（即打麻将。——编注），但不久又绝迹不去了。

我们的吉社聚餐会，每周照常举行，汪孟周有时吃得醉醺醺。我提起胡适为何久无消息，汪孟周就搬出满腹牢骚，从他许多牢骚话中，我知道了好多关于胡适的事情。

第一件事。胡适到上海，有人介绍他给《时报》老板狄平子，要做《时报》总主笔，但是没有成功。（我写此文时，《时报》后任主人黄伯惠先生恰好同我小叙。黄先生告诉我，胡适对上海各报，以对《时报》的评价最高。由于一位姓席的朋友推荐，前任主人狄平子数次约胡适聚谈，狄平子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