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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对于盗版书摊的打击力度，盗版书改为由“城市游击队”销售。所谓“城市游击队”，是二、三人一帮，骑一辆“黄鱼车”（即三轮货车），盗版书装在车上，小而灵活，一、两人兜售，一人望风。一旦发现“危险讯号”，立即转移。

我也曾遇上“单帮”，那小伙子独自一人，把二十多本盗版书放在一个纸箱里，装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自行车停在公共汽车站，小伙子一边向等候公共汽车的乘客们推销黑书，一边东张西望。他每一回只带二、三十本书。在附近，往往另有盗版书小仓库。在卖掉一部分盗版书之后，再从小仓库里取书。这样，即便在销售时被执法人员抓住，充其量只被没收“黄鱼车”、自行车上那一点书。后来，进一步用摩托车替代自行车、黄鱼车，在出现异常情况时增加了逃跑的速度。

他们无固定摊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样的“城市游击队”通常在下午五时工商管理人员下班之后出动，曰“人约黄昏后”。也有的“城市游击队”胆子特别大，居然敢于“进军”上海闹市区，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出售。

我在出差外地的时候，经常的“收获”就是在路边地摊上买到我的著作的各种各样的盗版本。

我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封面变成了红字黄字，冒用“海南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我买到一本《政昙风云》（连书名都印错，把“政坛”错成“政昙”），署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并没有写过《政昙风云》。一看，是把我的《胡乔木传》跟《红色的起点》两书合在一起盗版。2007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出没风波里》一书是小16开本，而盗版本却是32开本。我的《毛泽东的秘书们》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盗版本却改成“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我遭到盗版最多的是《江青传》，盗版书多达十几种。其中最荒唐的一种，是把封面右上角的“叶永烈自选集”改成了“*第一夫人”！

其实，街头的地摊，只是小溪、小河而已，源头在于“三渠道”。

在中国，就图书的发行而言，在计划经济的年月，原本只有国营的新华书店网络，称为“主渠道”；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个体书商，人称“二渠道”。“二渠道”的出现，活跃了中国的图书市场。然而，在“二渠道”书商之中，逐渐分化出所谓的“三渠道”。这“三渠道”是“黑道”，专做盗版书。“二渠道”是公开的，合法的，而“三渠道”则是非法的，处于地下状态。“三渠道”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黑色肿瘤”。

不怕书商没文化，就怕书商有文化。像那种把《政坛风云》印成《政昙风云》的书商，显然没有文化。但是，也有的盗版书商有文化，做出的盗版书像模像样。就拿那本《毛泽东的秘书们》盗版本的封面，设计得不错，比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正版本的封面还好。不言而喻，在“三渠道”里也有封面设计高手。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发行非法出版物的处罚有明文规定：“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际上，被查获的“城市游击队”，充其量只是自行车或者三轮车上那二十来本黑书，“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不过毛毛雨而已。“三渠道”的一个“盗版专业户”，说过这么一句“名言”：“盗版的利润率不亚于贩毒，而危险度却不及贩毒的百分之一！”这便是中国大陆盗版、盗名黑书禁而不止的原因所在。

我在1993年发现我的著作的第一个盗版本之后，就在常年法律顾问富敏荣律师的支持下，开展反盗版斗争。十六个年头过去了，我的书房里收藏的盗版本不断增加，却至今没有抓住一个盗版书商！

另一道风景线——冒名伪书（1）

我的书房里，除了一大排盗版书之外，另一大排则是冒名伪书。那些书印着“叶永烈著”，却不是我写的书。至今，我收藏的冒用我的名义出版的伪书，多达四十三种！此外，还有三种冒名书，我的朋友来电告知已经买到，我尚未买到。如果把这三种也算进去，则为四十六种。目录如下：

（一）《江青秘传》 冒用时代文艺出版社名义 1994年2月版

（二）《毛泽东与*》 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0年3月版

（三）《毛泽东与刘少奇》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0年3月版

（四）《毛泽东与周恩来》冒用远方出版社名义 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