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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陪我们”参观的“局里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我还看到，《炎黄春秋》1994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耿飚的话说：“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起来了。我就带着他们的团长到直播室看了一下，在直播室门口派了两个哨兵，交代哨兵交班要有团长在，谁直接冲进直播室，你们就拿机关枪扫，不管是谁。所有的广播要先录音，录好音听一遍再广播出去，所以我就派几个人审查录音。”耿飚当时具体布置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以上一段文字简直是天方夜谭！事实上，那时候我没有见到过耿飚；事实上，在我找到钥匙之前，耿飚是不可能进直播室的。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作为一名老广播不应该不知道。他还说：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华国锋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显然，这些都是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他说，“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电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呜呼！从1976年到2006年，事情才过去30年，有些当事人、亲历者和目击者还健在，但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件事却有着不同的记忆，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前后也有着不同的记忆，可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之难；同时期的人对同一事实有着不同的记忆，更不要说见解的分歧，那么不同时代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实的看法又将如何？更是千差万别、甚至是完全相反，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写历史之艰难。历史上存在许多疑案、谜团，演绎成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但事实只有一种，也许本来的事实却非常简单。

“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纪实（1）

处处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磨合，有中西媒体的交汇与冲突。这种客观存在，将长期反复出现。我们应立足于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

1999年9月27日至29日，“99《财富》全球论坛？上海”（以下简称“《财富》上海论坛”）在上海举行。这是在我国第一次举办的全球性大型经济研讨活动，开得很成功，按照《财富》自己的说法，这“是《财富》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标志着中国比以前又开放了一大步”。《财富》是美国时代华纳旗下很有权威性的经济杂志，这次论坛由《财富》主办，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协办，由上海承办。这次论坛很有特色，它的召开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段历史，它的成功是由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东西。我参加了协办论坛的全过程，把其中的有些事情记录下来，对于我们了解国际论坛（会议）和国际新闻舆论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报道，都是有益的。

双赢：“《财富》上海论坛”的由来

美国时代华纳传媒公司提出要在中国举办“《财富》上海论坛”，那是1998年初的事。美国时代华纳是全球排名第一的传媒及娱乐业的巨头，是西方主流媒体的代表之一，它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时代华纳旗下的新闻娱乐、体育机构，在美国或世界都很有影响，如《时代》、《财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