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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悼大会那天停播文艺节目;在播出讣告和追悼大会时,也就是治丧活动的开始和最后停播文艺节目;整个治丧活动期间全部停播文艺节目。周总理逝世时,“四人帮”下令照常播出文艺节目,遭到全国人民和中央电台职工的强烈反对。毛泽东主席逝世,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停播文艺节目。不仅如此,大部分节目停止使用“开始曲”,只保留全台四套节目全天开始播音用的《东方红》乐曲和全天播音结束时用的《国际歌》乐曲,保留中央电台《新闻报摘》、《全国联播》节目的开始曲。
重新安排节目时间表。事实上,一旦播出讣告,无论从治丧宣传的安排、听众的要求,还是从内部的工作程序,都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节目时间表运行。过去遇有重大宣传,也时常这样做,问题是必须有专人负责安排节目,使节目内容得当、运行有序,绝不能出现空播。
我们三人连续几小时的紧张运筹,这还只是计划中的事,实践中能否行得通?如何才能落实?中央会有什么安排和要求呢?
紧张 一切准备抢在播出前
上午8点,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从治丧委员会开会回来。他说,中央已决定今天下午6点钟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以下简称《告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以下简称《治丧委员会名单》)、《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邓岗听取了中央电台的汇报后,同意中央电台提出的播出方案。
经请示,直到上午11点,才允许向中央电台直接参与播出的有关部门和人员传达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在作了布置之后,我就安全播出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要绝对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音,必须镇定而有秩序地工作。另外,除了思想上的动员和要求以外,针对过去容易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措施:为了防止误播、错播,把过去用过的稿件、节目全部清理、封存;所有播出的节目,重新选编、审定、制作,掌握统一提法和口径;过去用过的哀乐录音带一律封存,这次用的6分钟哀乐全部重新制作,发往有播出任务的新闻部、对少数民族广播部、对台湾广播部。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行,临时成立了录制组,负责播音、录音、复制节目;节目审查组,负责审听、发播和安排节目的播出。
大家立即分头去准备,谁也没有心思吃午饭。
正在这时候,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播出《告各族人民书》的时间由下午6点提前到下午4点,而且中央已经发电将中央电台广播的时间通知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时间提前了2小时,本来的紧张更紧张了,又要打乱原来的部署,重新做出安排,一切都要提前,包括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的节目处理,需要立即动手。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4)
还有预告。过去有重要广播,经过请示同意,一般情况下事先发预告,让各地电台转播,便于听众收听。如何预告?有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直接告诉听众将播出什么,这属于机密性、新闻性不强的内容,播出前可以让国内外知道,因为预告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简明新闻;机密性、新闻性强的内容,一般采用“将有重要广播,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的说法,事先不透露内容。这次预告,自然属于后者。
经请示批准,下午3点,中央电台开始预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
多年来已经形成这样的做法:凡国内外大事的消息,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发。这次预告的密度是少有的,为了让全国听众及时收听,在距离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前一小时内,连续预告6次,每次播两遍,共播出12遍,除了1970年4月27日为了让人们观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预告以外,这种密集程度还没有过。
录音是播出前的重要环节。“文革”中,中央电台的全部节目都是录音播出,重要广播的录音各级领导都很重视,要求严而挑剔。上午11点30分才拿到《告各族人民书》的定稿。只有定稿后才能够播录。稍作备稿后,12点开始录音,由夏青播音,他的声音庄重、浑厚、逻辑感强。所以提前4个小时录音,一是难度大,二是留有余地。正式录音前要试音。试音,是为了调试机器,调试到适合某个播音员的最佳状态;是为了让播音员找准感觉,确定播音基调。这项工作往往占去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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