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2/4 页)

暂时住在定惠院，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离江边还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关于这种情形，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长江对面，武昌（不是今日的武昌）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在雨天，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快近黄昏时，散步很久，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在庙宇、私人庭园、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在别的日子，有时朋友来访，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乡野风光如画。南岸有攀山，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

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转向了宗教。在他写的《安国寺记》里他说：

〖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差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破池亭谢。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像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他的儒家思想，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诚然，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但是，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所以，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所谓解脱一事，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听其支配而已。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

比方说，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那两首诗，如前所见，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问题是，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对不太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回答法；对最好的朋友，他是另一个回答法。

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苏东坡不以为然，写信回答他。信上说：“何乃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若见仆困穷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垢病也。”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王巩获罪最重，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而受此苦难，至为难过，但接到王巩的信，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他回信中说：“知公真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他自己正在修行。“某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间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矣。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昨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复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得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常诵此语也。杜子美困厄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

但是对老朋友章惇，他的说法又不同。章惇现今官居参政谏议执事（副宰相），曾经写信劝东坡改过自新。对这位朋友，东坡写了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悔过之意，溢于言表。写得再得体不过，简直可以呈给天子龙目御览了。其文如下：“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复甚苦。而某强狠自用，不以为然。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某真非人也……某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稍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