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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厂组织部没有这样做。

在“反馈”材料中，协议离岗却变成了擅离岗位，在组织部声称我的调出早已作废，我即要求返岗或把编制挂往省、市人才交流中心，却变成了是厂里要求我回来上班或把编制挂人才交流中心。我近二十来天守在学校被拒绝上班，却变成了我置若罔闻，一直未回厂上班，材料还讲出于对我的关心让我去对方上班，谎言便不攻自破，对颠倒是非的无章决定不敢认定，避而不谈，却又硬撑着强词夺理。

这样的材料真的了吗？

如果作为一级组织，都能实事求是，劳动者何需要《劳动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对“你能提供那些书证？”

我已提供的书证，主要有江拖在二○○○年一月的“反馈材料”，江拖一九九五年厂字（64号）无印章、无落款的“除名决定”，南昌市人事局干部调出函，以及盖有好几个人事调动部门大印的干部调动表，能证明自己工作表现的有江拖曾报市总工会表彰的“简况”、获奖证书、中国科协地理学会证件、出席市以上学术会议的照片、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等。

有些关键的书证，如离岗协议在原校长夏振川手里；如写有被江拖组织部声称调出的盖章作废、拒绝我上班或挂编人才中心、逼我要巨额买路钱内容的被迫“辞职书”（盖有学校的公章），因在江拖组织部刘唤宇手里。这些我均无法拿到，而当事人违法事实，其本人也不可能会写给我，知情人作证有被打击报复的顾虑。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有些证据还希望得到法院的帮助。

对于“怎样才能证明起诉书中所举的事实？”

江拖的“反馈”材料已经不自觉地暴露了当事人滥用职权、侵害我劳动就业权利的事实。

如有些证据和事实得到了认定，叙述了我的离岗待调是经过了双方协商同意了的，这个书证的真实内容，且不说当事人夏振川现在不敢拿出来，就算其没有保管好，也是他自己的责任。

又如有些内容明显不能自圆其说，“反馈”材料既讲我是通过与校方协商，被同意离岗以待调令，又说我是擅离岗位、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若书面协议不能作为手续，夏振川与我协商同意离岗，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如果真是旷工。何需要等五年之久，创下江拖厂的纪录，这种说法如何解释得过去？

特别是面对我给江拖、给市政府转到江拖的材料所提到的重要事实，江拖的“反馈”材料不敢正视，更不敢提及解释，回避了刘焕宇称我的调出过了三个月就已经作废了的话，隐去了我连续“赖”在学校近二十天被拒绝上班的现实存在，对除名决定不盖公章、不通知本人、又不肯出具证明，不敢亮出来加以解释，……等等这些不可抹杀的事实，在面对面的法庭辩论中，当事人如何回避得了。况且他们在“反馈”材料里这样做的表现，在证据学上其本身就是一种默认。

作为全权接管江拖的破产清算组，应该要求该厂的刘焕宇、以及已退休的夏振川到庭。即使这两人心虚不敢到庭，清算组也能认定无公章的“除名决定”无效，驻清算组的中院邹法官和焦法官就曾表示该决定无公章，是无效文件，可以恢复编制、续办社会养老保险等等。

报告在最后仍然寄希望于东湖区法院，指望能够尽快给予开庭，作了特别强调：

延误开庭，只有责任当事人所企望，只有他们才会竭力加以阻挠，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当然，本人也不会停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十二月四日，我没有找到郭岚。

十二月五日找到郭岚后，把《有关询问情况详细说明的报告》交给了她。问她说：“星期五（八日）是不是再来？”

“不用来了，有事会通知你。”郭岚淡淡地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既不好去询问，也有些不大愿意去碰钉子。人家不愿意跟你办的事，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估计现在又是跟我打时间的消磨战，最后贻误不办，这种可能性很大，特别是碰到我这样的案件，她会去得罪本院的同事吗？江拖会坐等东湖区法院来开这个庭吗？清算组的政府官员会真愿意坐在被告席上让她来开庭吗？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法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找这位女庭长又很是难找，找到了又还是那句话：“有事会通知你”。

一位热心的同学对我说：“到法院打官司，实际上就是打钱，而且是要现的，我认识郭岚，可以把她请出来吃餐饭，你可以好好跟她谈谈看。”

我难置可否。一是没有钱来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