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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业启蒙（1967…1970）（1）

1967年夏季学期末，乔纳森和我搬入了位于伦敦康纳特广场的他家地下室。我们成功说服著名女演员凡妮莎？　里德克雷弗与我们做次访谈。这次访谈是我们的转折点，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的名人。当名人越来越多，甚至包括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时，要说服广告客户《学生》值得它们登载广告就变得轻而易举。 整个夏天，我和乔纳森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又黑又湿，没什么家具，我们的床是铺在地板上的床垫。这个地方很快变得十分混乱，扔满了脏咖啡杯和包装纸的碎片。我们经常饿肚子，有时候我们溜上楼搜刮乔纳森父母的冰箱，妈妈偶尔会带着装满食物的大篮子破门而入。 “红十字会的救济来了！”她喊道，“你们两个多久没洗澡了？” 于是我们就在地上狼吞虎咽吃起来。 有一天，她带来了100英镑的现金。妈妈在山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拾到一根项链，交给了警察局，三个月后仍然无人认领，警察就把项链给了她。她知道我们没钱，所以她来伦敦卖掉项链，将钱给了我们。她的100英镑还清了电话费和邮费，还够我们熬几个月。没有它，我们可能早已破产了。 彼德？布莱克因为设计甲壳虫乐队的《警察热身》专辑封套而名声大震，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一个学生做封面。纯白底上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标题“学生”，一处是学生打的红领带。除了这幅画，他还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开场白就语出惊人：“没穿衣服的漂亮女孩是最好的作品，而且我对此尤其感兴趣，她和透视或者解剖学一样，会告诉你如何画画。” 他进一步指出“学生势力”的危险——这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我认为学生拥有的权力不应该凌驾老师之上，我不喜欢把学生作为一个阶层，我认为他们高估了自己，他们说得过多，涉足过多的社会活动，有着过多的权力。我认为人们过于热衷当一名学生。毕竟，学生不是如此重要——他们实际上只是学习如何长大成人，学生不应该有权抱怨。” 也许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专业访问者那样咄咄逼人，因此我们的很多访谈对象坦率自由的诉说心声，杰拉尔德？斯伽非描述他的工作：“我经常画画——它让我有精神支柱。我从来无法停止，对我来说它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一旦我有了想法，就必须画出来——像患病似的，一种本能。”当我问达德利？摩尔他对学生的看法时，他回答说：“对于你们这一代，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是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管风琴教授，但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说：“我宁愿选择和六个女人整天在泥沼里打滚，也不愿坐在钢琴边。” 米克？贾格尔和约翰？列侬也同意接受访问，他们两个都是学生们所崇拜的偶像。《学生》杂志对贾格尔的采访进行了夸张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尔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他尊敬的哥哥告诉卡拉马佐夫为了学会善良，痛苦必须存在时，卡拉马佐夫回答说，如果小孩必须受苦才能学会神性，那么他虽然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却会很体面地拒绝通向天堂的车票。’这就是米克？贾格尔式的叛逆与革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引用这段话，当然我们完全弄不明白它的含义。 我们对约翰？列侬的采访是另一个“经典”。我和乔纳森一起去，乔纳森试图引经据典： 乔纳森：一位批评家认为《生命中的一天》这支歌是《荒原》的缩影。约翰：什么的缩影？ 乔纳森：艾略特的诗《荒原》。 约翰：我没听说过，我对文学一无所知。 讽刺的是，对列侬的采访几乎使《学生》杂志关门。访问之后，我想请约翰和大野洋子为我们杂志写首歌，我们可以把它与杂志一起发行。我和甲壳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联系，那时甲壳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用于资助贫困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会见一大堆申请者，每个人都有上百条不同的理由认为甲壳虫乐队应该资助他们。德里克是个温和的人，他就像国王的管家，他会耐心地倾听每一个要求，无论它是多么荒谬或者毫无意义。 当我把想法告诉德里克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说列侬和洋子会很高兴，他把我介绍给“苹果基金”的经理荣？卡斯和唱片生产厂商，然后我们定下了发行时间。 我带着这个好消息冲回了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访问了约翰？列侬，而且马上还会拥有他没有发表的原创歌曲，这真是《学生》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联系当时最受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