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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兄弟二人关系彻底断绝；虽然他们以后可能在公开场合见过几面435，彼此的文章亦偶有呼应之处436。有关这一事件的后果，还要从头说起。一九二三年八月，鲁迅所著小说集《呐喊》列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三”出版，该丛书署“周作人编”，乃是兄弟失和前最后一次合作。此前已经初见成果的合作翻译计划，也都一律终止，是以《现代小说译丛》只出版了第一集437，而《现代日本小说集》亦为未竟之作438。周作人的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编定于失和之后，当初《晨报副刊》的专栏里本有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评论439，此番即予删汰，——该文称：“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这使人联想到周作人自己曾经谈到的“种业”，兄弟二人的确一贯彼此理解，相互启发。几年后周作人所译《点滴》改订为《空大鼓》重新出版，删去鲁迅所译题词，新序有云：“又尼采的文句与题目一并撤去，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意思。”440周作人可能还不知道，与鲁迅失和，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在当时，他显然决意“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直到晚年，才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441

这年九月，周作人所著《自己的园地》列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由北京晨报社出版，收入“自己的园地”、“绿洲”两组专栏文章，以及杂文二十篇。《自己的园地》呈现了周作人此前主要的文学成就，就像面世不久的《呐喊》呈现了鲁迅此前主要的文学成就一样。然而现在已经是“东有启明，西有长庚”442了。

周作人传 第五章 一九二三（1）

一

周作人与鲁迅绝交时所说“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三个月后面世的《不讨好的思想革命》443中。文章有云：“我是赞成文学革命的事业的，而尤其赞成思想革命。但我要预先说明，思想革命是最不讨好的事业，只落得大家的打骂而不会受到感激的。做政治运动的人，成功了固然大有好处，即失败了，至少在同派总还是回护感谢。唯独思想革命的鼓吹者是个孤独的行人，至多有三人五人的旅伴；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民党的人可以得孙中山的信用，津派的人可以蒙曹仲三的赏识，虽然在敌派是反对他们；至于思想改革家则两面都不讨好，曹仲三要打他，孙中山未必不要骂他，甚至旧思想的牺牲的老百姓们也要说他是离经叛道而要求重办。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当初他提出“思想革命”，是预期要实现的；现在看来，这也属于“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不过所质疑者仅此而已，并不包括“思想革命”本身；换句话说，他并未质疑始终“赞成思想革命”的自己。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所指尚且限于“此时此地”；待到写《教训之无用》444一文，援引了蔼理斯和斯宾塞的话，前者说：“一个人如听人家说他做了一本‘道德的’书，他既不必无端的高兴，或者被说他的书是‘不道德的’，也无须无端的颓丧。这两个形容词的意义都是很有限制的。在群众的坚固的大多数之进行上面，无论是甲种的书或乙种的书都不能留下什么重大的影响。”后者说：“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基督教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据此，周氏将“思想革命”之“不讨好”视为一条